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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使命的古今之争

时间:2017-04-01点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7月5 作者:晋世翔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文明研究中心    晋世翔

 


    古典科学的“成真”与新科学的“真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前者预设了世界的可理解性,以“好的生活”为最终目的,运用的是日常语言,而后者则是为了摆脱怀疑,追寻着精确真理,采用的则是符号性数学。简言之,古典科学本身就是人文教养的重要一环,而近代科学则因为人心灵的变动不居,从一开始就将其剔除出知识的领域。
    1959 年,斯诺在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中用直白的语言宣告了科学家与人文学者间的疏离与敌意。他讲道,“现代物理学大厦虽然建成了,而西方世界中绝大多数最聪明的人对它的理解,大概只能达到我们新石器时期的祖先。”大约20 年代,英国曾预言般地发生过霍尔丹与罗素就科学进步能否必定增进人类未来福祉的论战。几乎同一时期,刚刚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爆发了“科玄论战”。差不多在斯诺的小册子刊印40 年后,20 世纪末的美国,更是戏剧性地上演了一幕科学家与后现代学者间的“科学大战”。自从剑桥演讲之后,“斯诺问题”就被用来指称科学与人文间长久以来的罅隙和隔膜。人们尝试着为斯诺问题寻求各种解决方案,并不断呼吁科学家与人文学者间应该增进沟通、相互理解。然而,从科学史角度出发对该问题的梳理会让我们意识到它更为复杂的面相。
    古希腊世界:科学与人文是统一的
    被冠之以“科学”与“人文”的事业并非亘古一是。“science”(科学)是拉丁文“scientia”的英译,而后者则要追溯到希腊人关于“episteme”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将“科学”视为人类理智具有的一种品质或德性。它是“成真”(aletheia)的一种方式。所谓“成真”,是指事物向灵魂最为充分地揭示自身。在科学活动中,向理智显豁的是事物的“原因”(aitia)。唯有当生变事物的原因被知晓时,灵魂才能从本性上把握该事物。其间,“证明”则能通过“中项”有效地将一事物的原因同它的生变显现联系起来。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科学是一种经由证明连接的、以“因为??所以”为表达形式的人类理智的德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亚里士多德对理智德性的关注源自他对人类实践、伦理生活的思考。在他看来,唯有认识了事物的原因,才能明智地行事。如他所言,“理智所肯定或否定的,也是欲求所追求和避免的”。
    “成真”意味着理智德性同实践活动的合一,其关键在于选择和践行一种好的生活。这种以幸福为目标的明智生活,就是亚里士多德对“人之所是”的理解。相应地,如何培养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伦理德性就成了城邦教育的核心。如此一来,“科学”同“人文”就建立起了关联。因为英文“humanities”(人文)源自拉丁文“humanitas”,后者在继承希腊文“philanthropia”(爱那些让人称之为人的东西)含义的同时也关乎“paideia”(教育)。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伦理德性的建立既预设了一种对“人性”(人之为人)的理解,也包含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即对“原因”的把握。因此,古希腊世界中,科学与人文是统一的。
    中世纪科学:作为追求自身完善的手段
    12、13 世纪欧洲的经院哲学家对科学与人文的理解并没有突破亚里士多德设定的范围。阿奎那依旧将“sci-entia”视为一种理智德性。科学作为一种灵魂的品质,它的增长并不意味关于自然世界系统性知识的积累,而是指心灵能够更加熟练地从一般性的前提推导出结论。用阿奎那自己的话说,“当某人掌握了几何学的若干结论时,相应科学的特定品质就在他那里增长。”不仅如此,阿奎那同样认为,理智的卓越与伦理的完善息息相关。他强调,科学不仅是一种个人的品质,
而且还具有重要的伦理意涵。伦理错误是由于理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导致的。
    与之相应,中世纪西欧大学艺学院的教育重心主要倾向于培养学生的理智德性,并具体落实在对“自由技艺”的掌握上。从西塞罗开始,自由技艺就被视为“humanitas”的根源。技艺教育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人性。尽管神学家们关于人性自我完善和上帝救赎之间的紧张关系论争很多,但是自由技艺作为神学婢女的角色还是被逐渐建立起来。13 世纪艺学院中的主要课程就包括了三种语词技艺——语法、修辞和辩证法及四种数学技艺——算术、音乐、几何和天文。总之,直到中世纪晚期,科学作为一种理智德性不仅是人理解事物之存在原因的一种方式,更是追求自身完善的重要手段。科学和人文之间并不存在紧张关系。
    鸿沟:古典科学的“成真”与新科学的“真理”
    16、17 世纪的新科学重塑了科学的含义。科学在最严格的含义上指的是对自然的数学化处理。这项工作需要两方面准备:首先是思想与外物的区分。二元论是选用形状、大小和运动作为量纲对外在世界进行测度的思想基础;其次则需要确立“代数化几何学”为特征的“普遍数学”(mathesisuniversalis)为量化自然的统一方法。运用符号性数学对自然物运动、变化的描述,成为新科学呈现事物的标准方式。自然数学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系统性、客观性知识体系的诞生。
    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客观性、系统性建立在符号化数学之上。“符号抽象”意味着一种关于自然的全新理解。代数中被处理为“一般量”的符号并不是因为它不特定地指向任何数量而获得其抽象性,而是在于它的“代表”功能。符号是对“第一意向”(对事物的直接感知)的再次意向——“第二意向”。两重意向的区分是笛卡尔区分心灵和外部世界的真正前提,是普遍数学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如克莱因在《现代理性主义》一文中所言,“据信足以理解这个世界的心灵被预先设想为与这个世界相疏离。我们并非直接接近这个世界,而是通过概念(它们是对抽象的抽象)来接近,与此同时,我们把概念解释为与世界直接相接触。”
    以精确、客观为追求目标的自然科学与完善灵魂德性的人文教养间的分裂几乎是注定的。如前所述,古代科学所探究的是使得事物存在的原因,并非仅限于对广延物的数学描述;所依凭的是凝结着意义的“语言”(logos),而非高度抽象化的数学符号。作为一种理智德性,古代科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伦理判断提供理由,从而践履一种明智的生活、实现一种理想的人性。相较之,作为追求精确真理的知识系统,新科学不但放弃了心灵世界,同时还用抽象符号褫夺了语言的意义。古典科学的“成真”与新科学的“真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前者预设了世界的可理解性,以“好的生活”为最终目的,运用的是日常语言,而后者则是为了摆脱怀疑,追寻着精确真理,采用的则是符号性数学。简言之,古典科学本身就是人文教养的重要一环,而近代科学则因为人心灵的变动不居,从一开始就将其剔除出知识的领域。
    斯诺问题的复杂性:古典与现代的张力
    “斯诺问题”要远比看上去复杂。它不仅仅是科学知识与人文写作,或者科学观与玄学观间的差别和对立,它几乎对应着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普遍数学”所体现出的预置和控制特征早已超出科学领域,深入到社会和经济领域。不仅我们理解自然的方式是间接的、符号性的,而且我们处理自己同自己(增强现实技术)、同他人的方式(资本)也都带有符号性特征。在精确科学的知识体系得到不断更新时,一种以完善灵魂品格为旨归的教育就越发难以践履。
    正因如此,一门以厘清近代科学起源、激活古典科学思想品质为己任的科学史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但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构成人类当下处境却又隐而不显的思想要素,还能让我们接近古代科学,以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近代世界中人类与世界的疏远。简言之,一种关于近代科学之反思性态度的建立,以及对于形式化语言之生活世界根基的回溯,是科学与人文能够握手言和的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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