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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绿色”:女性与生态文明建设

时间:2017-03-31点击:
来源:《中国妇女报》 2016年1月5日 作者:章梅芳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 副教授

 

    编者按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些理念尤其是绿色发展理念的践行离不开女性的参与。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理念出发,强调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与贡献,并就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应避免片面强调妇女的环境义务而忽略其环境权益,并真正将环境正义和性别公正结合起来,融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1962 年,女性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率先拉开了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的发展和推动,世界各地的妇女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环保运动之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英国,妇女抗议核导弹对地球生命的威胁。在美国,卡伦·西尔克伍德以生命为代价,警示人们关注核污染对人类的危害;洛伊斯·玛丽·吉布斯领导了加州拉夫运河运动,最终促使美国政府清理完该地区的有害化学污染物。在印度,妇女参加“抱树运动”,以保护将被用作燃料的林木。在肯尼亚,妇女积极植树,投身于“绿色运动”,以使沙漠变成绿洲。正是在此背景下,“妇女与生态”问题正式进入了西方学术界和公众的视野。
    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
    随着妇女环保运动的广泛开展,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对生态问题的理论思考,强调从性别视角重新看待自然与环境问题。1974 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奥波妮首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概念,希望促使人们注意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潜力,号召女性起来领导一场生态革命,并预言这场革命将形成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新关系。自此,生态女性主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在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女性之所以与生态问题息息相关,既因为妇女是环境破坏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更因为妇女的母性和自然的养育性之间存有内在关联。随着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逐渐意识到上述观点的本质主义危害,转而强调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探讨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坚持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纳入女性主义视角,而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与此同时,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也在妇女环保实践中发展起来。相比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他/她们更为关注底层妇女的生活实践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关注科技的殖民性质及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妇女与生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强调应结合具体国情构建生态文明的新主张和新实践。
    中国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与贡献
    早在 1992 年,中国召开的“妇女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国际研讨会”便提出妇女参与环境建设的建议,这是上个世纪末我国在妇女与环境问题上的一次重要进展。1995 年,随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开始在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一大批西方女性主义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妇女与环境问题也进一步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我国政府力倡生态文明建设。在此背景下,大众媒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妇女参与环保实践的新闻报道,相关的学术研究开始成为热点。
    整体来看,我国妇女已经较为广泛地参与了各种形式的环保实践活动,并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笔者的调查分析,她们的环保实践大致可划分为四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由全国妇联组织主导的环保实践活动,这是我国大多数普通妇女参与环保活动的基本形式。相关活动
如“三八绿色工程”“妇女·家园·环境”“节能减排家庭社区行动”和“妈妈环保志愿者”等,切实为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付出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二类是为个体生存和创业致富而进行的环保活动。例如牛玉琴和殷玉珍的环保事迹,她们在谋求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家的环保事业做出了贡献。第三类是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咨询的职业环保实践。主要是以唐孝炎、钱易等为代表的女性科技人员,她们从事着新兴环保技术的研发、相关环境技术标准的制订,乃至为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决策咨询等工作。第四类是创办和参与环保 NGO 组织的环保活动。其中的佼佼者如“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廖晓义、“绿家园志愿者”创办人汪永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发起人吕植和“绿色汉江”发起人运建立等。她们为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付出了心血,在媒体和社会上发出了女性环保人的声音,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妇女活跃在政府部门从事相关的环境行政管理工作,为我国的环境立法、规划、决策、监督和管理做出了努力。此外,一些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女学者、关注环境问题的女企业家、女记者、女明星在环保理念的宣传、普及乃至环境执法、监督等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存在的问题与努力的方向
    尽管如此,我国大部分普通妇女的环保意识依然较弱,其环保实践具有很强的被动性。客观来看,尽管全国有数万亿普通妇女在妇联组织的倡导、宣传、指导和逐级组织下加入妇女环保活动之中,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妇女已经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它只能表明妇联组织具有一定的环境意识和组织协调能力,大部分普通妇女仍需要被宣传、组织和动员。实际中,基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创办环保 NGO 组织的女性属于凤毛麟角,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并切实能参与和影响环境规划和决策的女科学家人数依然有限。并且,我国妇女参与环境保护的深度和广度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妇女在环境政策、方案和行动计划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的影响力微弱。仅从环保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的性别数据来看,就可发现我国妇女在环境决策层、高管层的人数比例非常低。更重要的是,我国妇女环保活动和关注性别平等、妇女发展的其他活动结合得不够紧密。相关环保活动的主旨和话语,依然较多地强调妇女对环境保护的贡献,而较少关注通过参与环保实践,妇女自身是否能够受益,是否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充分发挥。
    理论上讲,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妇女脱贫、妇女健康、妇女教育、妇女就业、妇女参政、妇女人权等多方面的问题。充分发挥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首先要认识到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确保妇女在国家环境决策和管理层占有一定的人数比例,并为妇女参与环保创设更多的有效途径和合理机制。其次,必须考虑到妇女的切实需求,将妇女贫困、发展、权益维护等问题与环境保护实践结合起来,进而提高妇女参与环保的积极性。这要求我们在学术层面,进一步加强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我们需要摆脱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和自然观,避免片面强调妇女的环境义务而忽略其环境权益,并真正将环境正义和性别公正结合起来,融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之中。最后,还需要认真分析和正确认识我国的本土国情,避免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主张。
    调查表明,环境恶化给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妇女造成了诸多健康问题,同时加剧了她们的贫困程度,使得她们面临生存的困境。为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致力于解决具体的妇女与生态问题,尤其是农村妇女的脱贫、发展和环境权益问题,注重倡导和组织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基层
环保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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