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新热点

转自中国妇女报2019-11-05 第5版（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蔡双喜）

10月25日~28日，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2019年度学术年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召开。500余位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技史工作者齐聚合肥，共享这场国内规模最大的科学技术史学术盛会。本次会议由大会报告和19个分会场报告组成，其中首次设立的性别与科学研究分会场十分火爆，参会学者热情洋溢、富有创见的报告吸引了众多师生前来听会。

性别与科学实践

在性别与科学实践单元，与会学者围绕跨界合作网络与专利产出的性别差异、走向性别平等的科学范式转换、水母的中西性别考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近年来随着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日益紧密，科研人员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秦佩恒以中科院科研人员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跨界合作网络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专利产出性别差异的社会网络机制。她发现女性科研人员跨界合作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上均存在明显的欠缺；与企业界、其他学科领域合作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上的欠缺是影响专利产出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她进而提出了未来减少专利产出性别差异的政策建议。

女性主义科学研究自20世纪后半叶产生以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它遵循库恩的“范式”理论，从探索科学发展中为何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发展到从性别视角来重塑科学发展范式。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董美珍认为，女性主义科学认识论明确拥护与接受科学的历史与社会的情境建构性，并努力构建一种更加民主开明、性别公正、有利于平等解放的科学范式，指明了未来科学哲学发展的方向。

清华大学助理教授陆伊骊则探究了水母这种海洋生物在中西文化语境下的性别意象。相比起英语世界关于水母的负面形象(成年的水母体称为medusa，美杜莎，即希腊神话中的女妖)，明清时期的中国文人把长江中上游出没的淡水水母称为“桃花鱼”，因其形状、大小和颜色酷似桃花花瓣，“以桃花为生死，桃花既尽，则是物无有矣”，从而给桃花鱼披上了浪漫的爱情色彩。

性别与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近年来已成为国际国内热点领域，但性别与科学传播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次分会场设立的性别与科学传播单元，无疑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下社会减肥热潮愈演愈烈，而减肥大军里女性是主力。在媒介对“理想瘦”的呈现背后，传播的减肥观念、知识和方法，与科学(医学)和社会的互动密切相关，但国内科学元勘领域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北京科技大学讲师岳丽媛选取了12家有代表性的微信公众号作为研究媒介，结合性别研究视角，对其减肥传播的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了从中折射出的流行的减肥医学文化及其问题。

居里夫人是最早出现在近代中国女性期刊中的科学家，对其形象演变问题的探讨是有关科学家形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宣传需要，对居里夫人形象的介绍也随之有所变化，即由早期注重其妻职、母职的形象，到逐渐关注其科学家身份，再到战时所宣传的不屈不挠与艰苦奋斗的形象。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张会丽分析了居里夫人在近代中国女性期刊中的形象演变过程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

民国时期众多主流报刊尤其是女性报刊致力于对女性进行科学启蒙，科学话语逐渐渗透到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章梅芳重点梳理了这一时期大众报刊上关于性别差异的科学话语，发现这些文本均从“科学”的角度详细比较两性之间的生理、心理差异，进而或用“科学”来为维护旧有的劳动性别分工结构，或用“科学”为建构新的劳动性别分工和女性社会角色提供客观依据；这一方面表明科学在近代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科学话语积极参与了对女性角色与社会分工观念的塑造，另一方面也表明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被性别话语所借用，表现出某种工具价值。

性别与技术

在性别与技术单元，与会学者既聚焦新兴的AI技术和母职再造与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O2O家政业用工模式；也谈及传统的民间手工艺与女性文化的关系。

在母职不断被加码的社会语境下，2016年智能陪伴机器人作为新的育儿助手开始走入中国家庭。基于对儿童智伴机器人的产品设计与入户调查，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朱琳提出，在AI技术风起云涌的中国大陆，智伴机器人的产生并不仅仅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产业在家庭育儿领域的延伸，而是由中国型母职焦虑催生出来的。AI技术嵌入母职实践，将更深刻地影响母亲的自我认知与时空感知，进而对两性关系和亲子关系产生影响。

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家政业的结合将导致数字鸿沟的弥合亦或延续。北京建筑大学讲师梁萌通过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过程的联合分析框架，指出金融资本和互联网技术共同建构了互联网家政业强控制-弱契约的用工模式，通过轻资产战略延续家政工弱契约的劳动关系，又通过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体加强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形成强控制的劳动过程类型。

民间手工艺是一个民族审美文化形成的重要根源。在以乡村为主要环境的中国民间手工艺领域，女性的主体身份尤为显著。北京印刷学院副教授滕晓铂提出，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强调女性在乡村手工艺和儿童早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关注乡村女性来关注乡村中个体与文化的生存状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聂馥玲和北京印刷学院副教授袁园则分别考察了中国地毯和俄罗斯纺车与女性的关系。

中外女科学家研究

围绕中国现代女科学家群体、19世纪殖民地植物学中的女性、女化学家克拉拉的人物形象演变史等主题开展的研讨，亦是分会场的亮点。

1915年5月1日晚，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的妻子克拉拉·伊梅瓦尔在家中开枪自杀。克拉拉是布雷斯劳大学第一个女化学博士，她的自杀，被认为是为反化武研发而死，成为反战与和平主义的象征。但实际存留的相关史料并无多少。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傅梦媛阐述了女化学家克拉拉的一生及其人物形象演变史。

在维多利亚性别观念里，理想的女性是家庭天使。而在19世纪帝国博物学中，天使角色延伸到为科学帝国服务，在植物学中尤为突出。女性跟随家庭旅居或移民到殖民地，活跃在植物学圈子。来自四川大学的姜虹认为她们能深入偏远的植物圣地，采集标本和种子，记录、识别和描绘植物，她们是“科学帝国的天使”。

《华夏妇女名人词典》共收录了3000余名女性，其中科技女性共有526位。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宋琳以这526位科技女性为研究对象，对该群体的出生年代、地域分布、学历结构、留学情况、学科分布，以及职称结构进行统计分析，并进一步对她们的成就进行研究，分析了中国女性科学家群体的崛起与发展过程，以及为中国现代科技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会上，性别与医疗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姚霏、清华大学副教授王程韡、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王瑶华、北京大学教授唐文佩，分享了他们运用性别视角对乳腺癌防治、宫颈机能不全、孕产医疗化和产后抑郁等课题开展的研究及其成果，之后大家就此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

来源：中国妇女报2019-11-05 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