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理事会暨学术委员会成立会议

中心理事会暨学术委员会成立会议

(根据会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

会议时间:2005年12月6日
会议地点:北京科技大学逸夫科技馆第二会议室
权良柱:
尊敬的席泽宗院士、尊敬的柯俊院士,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今天北京科技大学把大家请来,聘请各位专家担任我校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出席理事会成立会议。大家在百忙之中能抽时间来参加,我代表北京科技大学和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对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是去年12月成立的。她的成立既是我校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贯彻中央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中心的成立受到学校党委和校长的高度重视,学校认为北京科技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大学不但要继续发挥我校冶金、材料等传统学科的科研优势,还要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开展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定,提供软科学支持。学校决定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以我校科学技术史学科为基础,整合全校科研力量,吸收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共同开展研究工作。
一年来中心开展了调查研究、项目申请、人才引进、学术交流等工作。但是我们觉得还需要进一步开阔思路,提高研究水平。因此学校决定由我校党委书记牵头,聘请国内外一流专家,成立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会的任务:一是为中心科研规划提供思路,为今后中心发展出谋划策;二是对规划的实施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三是定期对中心工作进行检查和提出改进意见。我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中心的工作一定是高起点的,一定能出成果出人才,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贡献。
下面请我校党委书记罗维东同志讲话。
罗维东:
尊敬的席泽宗院士、尊敬的柯俊院士、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我校加强“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建设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举措。
新成立的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的中长期建设和发展将围绕着我校“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发展目标,即“按国家级重点学科建设,保持国内领先地位,争创国际一流学科”的目标开展工作,在确保已有研究方向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近期需要开展的工作有:
1、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方面。配合将要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心将组织研究力量,争取在早期冶金起源,中国早期铜器的特点和冶金学特征、冶金技术对华夏文明的发展的影响等课题取得更深入的突破,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力争取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2、文物保护基本理论与实践方面。现在中心已承担国家文物局多项科研课题。在古代铁质文物保护、岩画和壁画的保护及对策研究、古代丝织器保护的基础研究等方面做出了成果。将进一步开展文物保护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研究,并着重于金属文物鉴定与保护方面的研究。
3、科学技术与文明综合性研究方面。中心将开展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定提供软科学支持。将在科学技术与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等领域开展工作。
4、中外科技交流方面。中心已在中西交流与中亚草原民族关系等重要课题方面取得了若干成绩,拟与国外学者合作,在中外科技交流与文化关系、中国和东南亚金属文化的交流等领域进一步开展工作。
为确保上述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心将适时整合学校学术资源,组建各方向的研究队伍,引进高层次人才。中心还将在学校的支持下加强各专业实验室、图书资料室、博物院、网站的建设,在时机成熟时申请教育部、文物局和北京市重点学科或科研基地,并出版“科学技术与文明”系列丛书。
较详尽的中心发展规划草案已印发各位领导和专家,恳请提出宝贵意见。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是一个特色鲜明、学风严谨、充满活力的学科,本学科重视交叉学科的特点。既有优良的学术传统,也不断开拓创新,本中心将在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的领导下,充分吸收校内外有关方面的研究力量,为实现中心既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李学勤:
我觉得我今天能够被聘为理事坐在这里,感到很荣幸。北京科技大学能够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有这么一个高瞻远瞩的计划,我心里感觉相当振奋。北京科技大学过去主要做的是冶金史,在这方面的成果是得到公认的,现在有这样一个计划,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科技大学在整个科技史研究方面有一个更高远的目标,我觉得这不仅对北京科技大学是必要的一件事,对整个科技史界也是必要的,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这里我有一个感想,我们整个科技史学科发展了很多年。我还记得我刚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时候,我是1952年到中科大的,刚开始在考古研究所,1953年底到历史研究所。现在从整个社会来说,对科技史的重要性应该说认识还不够,所以我很希望通过北京科技大学这个研究中心,来组织大家多做些工作,使我们这个学科得到大家的公认,这一点还是相当重要的。
有一件事情,我趁这个机会向大家检讨,很多年以来我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在500个委员里面涉及到科技史方面的就我一人,所以很多先生跟我说,科技史已经被列为一级学科了,一级学科应该有一个学位点的评审。我记得我从担任第二届的学位委员会委员时,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多次去谈,我一直找到了主管学位委员会工作的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同志,他说这很好呀,我一定支持。我说赵部长你一定要说话落实一下。但这次第五届开会,还是没有,我们这个一级学位点还是要拿到各个学科去评,我个人觉得很失望。我觉得一个是我工作没有做好,另外也反映一个事实,就是大家对我们科技史这个学科的独立性的认识,对它可以在整个科学研究中所起作用的认识还不足,恐怕还得我们大家做更多工作。所以我很希望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文明中心能在这方面起到比较好的作用。我在这预先祝贺中心的工作兴旺发达。谢谢。
王丹华:
首先感谢校领导这么支持这样一个学术组织,我也很荣幸被聘为理事。柯先生跟我说的时候,我说我不懂,看了之后,觉得确实科技史与文物保护、考古、传统工艺都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说实在的,我们中国文物研究所与科技大学也是联系非常之密切的,而且科技大为我们培养了好几个博士生,在壁画保护、丝织品保护、冶金史方面都培养了博士生,这些博士生在文物保护方面现在都是我们的中坚力量。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表示感谢。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更密切地合作,把这项工作搞好。如果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谢谢。
陈铁梅:
首先感谢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在古代冶金方面一直都是在我们国家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很艰苦,很多实验设备都是没有的,一些设备的确对他们的工作是很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成绩很大,但是缺少实验设备,这的确是很艰苦的一件事情。另外,我在想科技与文明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国家有四大发明,还有非常领先的炼铁技术,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科技就落后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影响我们科技落后的一些因素和意识现在还在起作用?比如说搞技术的是一些人,而学者都是孔子、老子这些人,只要能把话说得大说得园满就行了,这些问题是不是现在还有,我觉得现在要研究科技与文明的关系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要我做什么,我尽力而为吧。谢谢。
韩汝玢:
我是这里的半个元老,我已经退休了,但退而不休,还在继续发余热。现在看到我们科学技术史的新班子,以及领导对我们科学技术史的支持,说实在的,我心里感到特别暖和。想到我们过去的艰苦工作,以及现在要有一个大的开拓,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现在聘请我做这个理事,我在今后一定继续发挥我的作用。刚才席院士说得好,我听到六个字令我挺感动的,“不评比,不干涉”,完全不评比是不可能的,但是评比在条件上希望根据我们科技史的特色,有政策上的倾斜,当然是别人能接受的倾斜。再一个,就是希望学校在整合多学科的资源方面帮我们中心一把,我们现在涉及到材料学院,文法学院,我们跟材料学院腐蚀专业的老师合作了近十年了,最近三年材料学院的老师都替我们讲课,但遗憾的是,我们上课的老师不能算工作量,后来院长亲自出面,解决了一年的,头两年的还是不算,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整合的问题特别难解决。科技史是一个交叉学科,我们和外面的关系都挺好,但学校内部需要多整合,多发挥一些作用,文法学院和我们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老师有的是我们柯老的博士生,还共同招收硕士生,但具体化到下面去怎么就不行?因此学校在政策上,在具体的管理上还是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我说的的确是现在他们年轻人的苦衷,我能体会,但现在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梅建军在国外待了十年,他的能量比我们大多了,他是我们学校引进的人才,这也是对我们的政策倾斜了。我们去年引进了两个,明年还要想办法引进,引进人才作为我们学科的带头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但引进人才也有苦衷。引进人才也不能脱离学校的特点,只能是给他创造好的条件,下面的人扶着,让他把这个队伍弄好,否则他也觉得很难,他和我谈过,觉得挺难的,他很特殊,他比我们在这干了十几二十年的人拿的钱还多,头三年不考核,这都没问题,因为引进人才嘛,但实际上这些政策都需要有个平衡,否则心态不平衡积极性就受影响,他的工作就会受影响。这是我作为过来人看到的和听到的,而且我相信我还会说,现在他们还需要我,我不在于钱的多少,而是在于他们还需要我,我现在身体还行,一定好好地当好这个参谋,在必要的时候我说几句公道话,不好听的还请领导原谅。
马清林:
首先我代表我们张所长向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我听了刚才几位先生的讲话很受启发。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来说,我个人理解,科学解释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技术解释的是“做什么”和“怎么做”,从文物研究所来考虑的话,整个学术的规划,应该是我们研究所的一大部分工作。今年北京成立了好几个研究中心,比如说科学院王昌遂先生那里的研究中心,北京理工大学还有一个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有一个中心,我们所里面一些人的心情也比较急切,有些人说我们现在是四面楚歌,但从正面来看,我们文化遗产从科学研究到科学保护,这一块相对于考古来说,是比较薄弱的。各个中心成立起来之后,以后要是形成星火燎原之势的话,我们这个事业将大有作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文物保护上有这么多伙伴和盟友一起为她作出贡献,我自己也感觉非常高兴。我来之前所长和我谈过,叫我来代表他表个态,文研所8号是成立七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接下来还有一个关于文物科技和发展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欢迎在座的各位专家和领导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同时,我们最近配备了两千万左右的一些设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我们所长也表示,今后希望与北京科技大学在文物保护和文物科技方面的人才培养上做更多的工作,我们有设备和项目,北科大在人才上有优势,希望通过双方长期合作,一个是在培养人才上,另外就是在科学研究上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最后我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使我们有机会参与到你们的工作中去,谢谢。
王渝生:
今年六月份总书记到科技馆来视察工作的时候,我就跟总书记诉苦,说我们科技馆太小了,人满为患,是不是建一个新馆,2008年能不能在奥运公园建一个新馆?总书记不张口,我很失望。但没想到总书记出了展厅上车要走了,又下车问了一声王馆长在哪里,我赶紧跑上去跟他握手,他说:“我们现在还很困难,但是我们再困难,挤出一点钱来做你这样有意义的事业也是值得的,你看,今天孩子们在这多高兴呀。”我拼命鼓掌,三天以后,国家发改委投资司给我打电话,说总书记已经说了,挤点钱给你建新馆,你就打一项报告吧,我说:“总书记挤了多少钱?”他电话里面回答:“10个亿左右。”我赶紧给我们党组书记汇报,现在我们党组书记已经是邓楠同志了。我就造了一个11亿的盘子报上去,今年10月1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文,同意在奥运公园兴建中国科技馆新馆,基建投资10.9亿人民币,建筑面积10.2万平方米,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新馆建设领导小组,由中国科协的副主席徐昌远当组长,由北京市副市长当副组长,我兼办公室主任,现在马上要进行监理招标和施工招标,大概建安费是7亿4千万,明年3月26号动工,到2001年年底之前完工。我们柯老专程到中国科技馆来,刚好碰到我们刘淇同志在审查方案,他把柯老称为老师的,请柯老到里面去发表意见。现在这件事情已经铁板钉钉了,10.9亿只是科技馆的外壳,我们又向财政部申请了7亿5千万的展品研制经费,我们内部展区的划分也基本确定,其中一个展厅叫文明的脚步,因为科技馆不是以收藏展示研究为主的,所以你要搞科技史,搞古代的研究不太好办,所以虚晃一枪,起了个名字叫“文明的脚步”。实际上就是展示中国古代的文明和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现在我们科技馆的二期展厅有一个一千多平方米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展览,这个展览我是很不满意的,但是我来了五年没有去动它。它还是以四大发明为主,天算农医都很少,现在除了四大发明,还有好多新四大发明,科学上也有很多东西,所以,“文明的脚步”是占地三千平方米的展示面积,展示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我在想,在这方面,我们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文明研究中心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同时我还突发奇想,能不能在三千平米的展厅里面开辟一个科技史的实验室,玻璃房子筑起来,让你们在里面从事研究工作,让观众参观,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过程。所以,我们科技馆文明的脚步这个展区一定要和我们北科大的研究中心,还有自然科学史所很好合作,把它搞起来。第二点就是,我当这个理事就应该作贡献,因为孙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要我当这个理事,没说要我交钱,所以我就来了,我想科技馆和我本人不可能显性的出钱,但隐性的开支没有问题,象今天这样的会,如果到中国科技馆去开,我全包了,会议室要大一点,除了茶水还有饮料和水果,中午请一顿饭,免费参观展厅和电影,还可以送大家一点票,以后这样的事我是可以办得到的。同时,我想到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会议上有一句话,我一直把它抓住。“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总书记在两院院士会议上,前面几个自然段都是强调科技创新,但是口风一转,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我想,科技史工作的研究成果也应该普及到群众当中去,所以中国科技馆现在也有一个一千平米的临时展厅,如果我们科技史的研究成果,或者是我们科技史创新的一些成果展览要在我们科技馆举办地话,我的场地也免费提供,免费服务,这样用一些隐性的支持为我们中心作贡献。谢谢大家。
廖育群:
客气话就不说了,我就刚才的章程和发展规划提两个具体的建议,中心理事会章程里面,第二章组织结构的第四款,首先我不太理解中国科学院代表和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机构代表之间有什么区别,是不是除了研究所之外,应该有科学院领导层的人物出现?我心里打了一个问号,不知道你们的用意是什么?另外,我觉得这一条你很难写全你要由哪些人来组成这个理事会,那么社科院怎么样?国家文物局怎么样?可能在措辞上应该斟酌,(王渝生:如果有科学院的代表,就应该有教育部的代表,或者科技部的代表)你怎么考虑最后都考虑不全,与其不全,就不如不说这么具体。还有第7款里面的,一般任期四年,和你的聘书上没有聘期,我觉得从规范化的角度和从大家都不为难的角度,写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这是最标准的做法。比如说,象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史语所集刊的规章制度里面就有,主编一换,下面副主编就自动解职,这就不需要主编再去为难。比如说四年之后,我们也不知道被没被解职,被没被去聘,我们还该不该来开会,对外还能不能使用这样的名分。(王:等他发通知嘛)你等他发一通知,说王教授,你已被免去中心理事?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时间的限度,这是最标准的做法,这只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对于中心发展的规划,我有一点个人的想法,供你们参考,第一点就是说,不管是你的总题目还是下面,基本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叫科学技术与文明,但有的地方又是比较具体的,比如中西技术交流史,中印科学技术交流史,中日韩的技术交流与文化交流。总的意思,我是说,行内的人都知道你这个中心是比较偏重技术的,或者是你会围绕技术这个方向拓展的,那么你是不是有向科学而不仅仅是与技术有关的科学史扩展的雄心和打算?如果有,在你的发展规划当中如何来表述?第二点呢,作为中长期规划,我希望你考虑在大学中开课的问题,也就是说基本的素质教育,如果你能够把“科学技术与文明”这样一门课开起来的话,应该是今后非常重的一个发展方向,当年中科大和上海交大科学史系成立的时候,刘钝所长用了一句话:“这是科学史的再建制”,有人问过他什么意思,他也没有做太多解释,他的意思从字面上来说,就是最早建立科学史系是在大学,后来象我们这些所谓国家研究机构搞了几十年,现在重新回到大学里面去建系,所以叫一个再建制,所以这个事情是值得我们和你们都去思考的,将来所谓真正的科学史的内史在什么样的地方有他生长的基础,究竟是在大学还是在国立的科学研究机构?我觉得刘钝所长那句话还是意义深刻的,你们是有很多便利条件的,你们有学生,有经费的支持,你们可以在满足教课任务的基础上去做你想做的研究,而在科学史所这样的研究机构当中,可能更多地是要按照国家需要去做,所以也许今后几十年,会有一个重归,科学史所也许还会继续存在,但是做的事情也许会有很大区别。象我们院长就明确说“谁要做考据式的学问,你就去到大学里面做,不要在科学院做”当然这话是我替他说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周卫荣:
我们馆长因为去广西出差,所以我在这里替他表个态,我们中国钱币博物馆和我们北科大应该是长期合作单位。我们馆长说,将来在中心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尽可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出力,多做事,做好事。谢谢
汪前进:
我对你们中心的一个方向比较感兴趣,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前跟潜伟博士聊得比较多一点,我觉得这个方面放在中心里面是一个新的扩展领域。也有很大的空间。今年有幸参加柯老的一个韩国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我觉得这个方向,包括科技政策、科技创新和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在这些方面中心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希望中心今后能在这个方面再加强一些力量,也可以跟外面多合作一些,据我了解,国家现在这方面软科学的课题,国家基金委课题在这方面要比科技史多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中心的发展是有一定作用的。
戴吾三:
很高兴能参加这个会。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和北科大冶金史所的老师特别是年轻老师有密切的合作,刚才老先生都谈得很好,我想接着李学勤先生和王渝生先生的话补充一下,在我们科技史的领域里,或者是考古、历史领域,大家都知道,这几年科技史和科技考古都发展得非常快,在北京有几个中心,在南方,比如上海交大,中科大也是蓬勃发展,但是不能否认,社会上对科技史了解还远远不够,甚至在有些学校没有成立科技史专业的,对科技史学生毕业的去向还有一些顾虑,这应该说,(科技史)在社会上的传播还有很大的责任。说到传播,现在观念有些改变,比如说我们马上想到要么做成专业的学术著作,这当然非常重要,但这恐怕看的面有一定局限。再一个就想到科普,科普就马上想到是用一种浅近的语言给青少年看,其实现在有些观点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想让公众了解科学这样的提法,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让行外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些学科这些年有哪些进展,对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有什么意义。比如说电视传播就是近几年兴起的比较强的媒体,它具有传统媒体不及的一些优势,在中央十套的科教频道当中,就有《科学历程》、《探索发现》、《天工开物》,实际上都是可以施展的舞台。因为这几年跟电视台有一些合作,我发觉我们也可以主动地做一些工作,去年我也和梅建军先生探讨过,比如说我们的科技考古,从我们这个所的发展来说,从初创,当时做什么,怎么样确定了或者更新了一些我们对早期中华文明的一些认识,就拿冶金来说,通过仪器的测定,我们才能斩钉截铁地确定一个事实,从而把这个写到历史书上。这个书又从学术著作到了中小学教材,又从国内传播到海外,知道了中华文明的进程。实际上这样的工作,已经不能够说用科学普及来表达了,而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圈外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工作。还有就是最新的一些动向,为什么从一个所发展到一个中心,当然这是时势的一个需求,在这个需求当中,要扩大,要交叉,要融合,事业要放大,也要让我们学界的人和其他人知道我们的工作。象探索发现,直接用仪器来介入,这些年使用的新的科学方法,仪器本身的介绍说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个仪器一定要这么贵?一定要进口?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定要求呀?用了这个仪器就真正鉴定了什么?这种介绍本身就很好。我想在这方面还可以做一些工作,也可以纳入到科学技术与文明中心的一个方向,做一些综合性的研究。这个我想,根据刚才的说法好象是弱了一点,这只是一个提法,这可以做一些工作,而且很多学生也很感兴趣,可以在招生的时候确定一个方向,利用原来不同的背景,我们来把它推进一下,这是我想到的。
杨舰:
我和中心的关系想起来也是方方面面的,最早知道北京科技大学的这个研究所是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室里面,看到他们和东工大的合作。因为东工大也有冶金史研究会,他们和日本民俗博物馆以及和我们北京科技大合作,在那里和我的老师有交流的关系。最近我的老师还被聘为中心的客座教授,他也很高兴。他们跟潜伟的交流还是很多的。我和建军在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去年看到他来这里做这个工作我也感到很高兴。我回国第一次参加会议就碰到孙老师,在南京的学术会议上,后来又被潜伟拉到这里来做讲座,所以跟中心交往也还是挺多的。我今天很荣幸被聘为学术委员,我觉得责任也就更大了,刚才老戴已经说了很多具体研究上的事,我觉得我们在两个方面有共同点是值得更进一步去交流的,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在理工科背景很强的大学里面,搞这样一个学科建设,怎么样能把这样一个交叉学科在学校的各个方面能沟通起来,刚才韩老师说的那个情况我其实也有同感,我们教师层面的交流非常容易,而且都是很慷慨就答应一起做的,但做起来一到核算工作量,就都变成友情出演了,感觉很对不起别人,包括科学史所的很多朋友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学校一方面鼓励这个,但是一方面在体制上没有跟上。我觉得这是将来应该大力去推动的一件事,和校内校外的广泛交叉和合作,我们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最近清华搞了一个科学技术史的系列讲座,实际上就是多人一课,聘请很多人共同开的这么一门课,学校最近把这门课纳入到通识课程的核心课程,这样就扩大了教学的需要,要求前后期都要开,并且增加了投入,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好兆头。这是在交叉交流方面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另外一个,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科学史面向社会,来展示它的价值,怎么样能面对社会的需求。实际上,对这些需求我们的学科还是大有潜力可挖,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共同去接一些课题,去开展一些研究,通过自己为社会服务来让学科建设的基础打得更好。
吴小红:
今天能参加这个会,而且被聘为中心的学术委员,感到非常高兴和非常荣幸。在这里表示感谢,我们北京大学科技考古这一块,从陈铁梅老师那个时期开始,就跟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的研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在我们实验室的陈建立副教授也是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工作人员,这是跟北京科技大学良好的学风和良好的工作态度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里也表示感谢。今天参加这个会,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校领导能够很重视这个行业的发展,校领导能够出面来组织构建这样一个机构,这对于科技史和科技考古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相比较其他学科的发展来讲,科技史和科技考古这个行业还是一个弱势群体,它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还是非常之多的,它的研究领域还是非常之广泛的,所以我想,总结出来一句话还是,感谢这样的平台,让我们很好地联手,继承陈铁梅教授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良好的友谊关系,继续携手,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与繁荣。谢谢。
袁靖:
首先也是感谢聘请我来做这个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我一定听从召唤,让我做什么事一定把它做好。我们这个考古研究所,夏鼐先生和柯先生早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通过合作来推动我们国家的考古事业和我们国家的冶金史研究。前辈们做了很多很多有益的开创性的事情,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地做下去,必须努力去把它做好。我们和钢院现在就有一个合作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这个项目我们现在正在做。我的认识有限,就只从我们课题合作的角度来谈四点认识,第一个就是要互相合作,互相学习,因为毕竟是两个学科,你们是冶金史,我们是考古学,这两个学科怎么样结合到一起,怎么样把工作做好,互相都有一个了解对方学科的过程,现在考古学总说两张皮,我们把自然科学方法引进来,国内也在做,国外也在做,怎么老是觉得出不了很好的成果,中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对方的学科不了解,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那么怎么样结合起来,怎么样把工作做好?这是一个我们要去做的,第二个就是加强合作,柯先生和夏先生当年开创出了一个很好的传统,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预研究,我们考古发掘出来很多很有价值的资料,科技大学有很好的研究人员,很好的研究设备,很好的研究传统,很好的研究素质,我们结合起来,加强合作,继续把这个工作做好。前两天正好建军和延祥到我们那里去过,科技部要做中期检查,这个项目到今年年底要结项了,来看一下做得怎样,对我们的汇报是满意的,他们也明确表态了,下一部要在全国推广,全国性的中华文明探源的预研究要开展起来,我们课题肯定会越做越大。第三个就是扎实做事,现在好多都是成立这个成立那个,然后就是要钱,把钱要到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对于我们具体做科学实验的人,要扎扎实实做事,拿出我们的成果来,不是去忽悠,不是去要钱,我们就是扎扎实实做事,出成果。这回科技部来检查,我们这个项目有农业、有畜牧、有陶器、有冶金,还有玉器,我们说这五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给你拿出创新成果来,因为这个工作没有人做过,现在我们做了,做出成果来了,这是扎实做事,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走向世界,中国有这么灿烂的文化,那么悠久的历史,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自然科学现在有很多在很好的杂志上,比如Science,Nature上发文章,让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研究了,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这个行当也要走向世界,在世界一流杂志上发文章,弘扬我们的成果。所以一个是扎实做事,一个是走向世界,这两件事如果做好了,让领导看到我们实实在在的东西了,就一定会支持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谢谢
潘路:
首先代表国家博物馆向中心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我能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在这对科技大学表示感谢。我觉得文物保护和古代科技史有很深很长的渊源,特别是现在,国家对文物保护更加重视,在很多的单位和部门都投入了大量资金,文物保护本身所做的前期研究本身就是对古代科技的一个深层次探索,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文物保护和古代科技史在将来会有更多层面上的合作。我们以前在国家文物局有一些初步的合作,今年我们中心新楼建好后,至少在文物保护这一块有5000平米的空间,我们也希望将这个学术氛围带到国家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谢谢大家。
张柏春:
北京科技大学这个中心的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成立,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也是一个重要举措,我在其中,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这里要想同行老前辈学习。我在这里要讲的是比较实在的事情,过去我们国家要建立一个实验室、研究所,不是一个轻易的事情,改革以后,各种各样的机构满天飞,很多中心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东西。北科大的这个中心是由原来很有基础和影响的一个研究所建成的,所以这是实的东西。既然虚的东西都可以出去忽悠钱,当然事情未必做的好,而这样一个中心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是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做出来的,有了这么好的国内国外影响,我想这是一个真正的研究机构,那就要按一个机构来办,因此我比较关心学校到底给中心多少起码的经常支出?如果没有的话,那还是一个空的,从经济上讲是个空的,但事情却做得很实,我觉得这就“名不符实”了。第二个就是,科学史这个学科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博士点,有了一些教学和研究机构,但是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弱的,从历史来说,非常不相称。美国只有二百多年历史,而美国科学史的系和研究机构,那是实的,至少有四十多家,我们加起来也就是三个系,几个比较小的研究所,这个还差得很远。所以我特别感慨李先生讲的话,我想在过去李先生、还有柯老和席老这些老一辈的努力下,我也知道王渝生先生为了争取科技史一级学科这个地位,而闯进人家会场的传奇故事,我们应该记着老一辈的好,人家都把一级学科给做起来了,现在我们是被其他学科主宰着去投票,有一些投票人跟我们这个学科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让人家拥有裁判权。我们国家去争取领事裁判权费了多大劲?我们这个学科要让人家裁判和主宰,实际上这个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现在各家可能是方向想法不一样,大家要有多元化,但是大家要多团结,我们还没有到打内战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多团结,共同努力建设这个学科,所以从这个学科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来看,我想起孙先生的一句话:“革命尚未完全成功,同志仍需继续努力,我们应该团结起来,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尽量去做。谢谢。
苏荣誉:
首先对这个中心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成立表示祝贺。我们中心和你们中心的成立是前后脚,你们是12月4号,我们是12月24号,也是刚刚运行了一年,科学史这个门道,从学科上来说,是从席先生这一代开创了规范,然后长大的。历史学上,我觉得李学勤先生的几本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中国与西方文明》,对我历史学知识和素养的提高帮助很大。而我自己的专业是冶金史,所以柯老、韩老师、孙老师,你们的工作确实是非常出色。我们所的工作是在你们的肩膀上,朝前做了一点点,所以今天参加这个会,我很激动也非常高兴,研究所的几个领导都来了,他们在宏观管理,在战略上的筹划方面有很多想法,所以我只想讲讲学术方面的工作。近几年相应的一些新的学术机构都建立起来了,研究机构在两个方面有很好的势头,一个是在研究深度上,在逐渐地深化,另一个是研究领域方面在不断扩大。我想我们这样一个中心今天所做的工作,就是基于冶金史这样一个领域,扩展到科学技术与文明。这样一个势头我觉得是非常可喜的。从目前情况来说,我感觉我们的力量还是相对分散,全国力量还是严重不足,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来说,这样的队伍甚至比不上欧洲一些小型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联合,然后各自发展各自的优势,大家多做一些具体的实事,大家多交流,然后探讨我们共同的合作点和兴趣点,有效地集中有限财力和人力,多做一些工作。梅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现在又在做一个共同的事情,现在在做李约瑟科学技术史的最后一卷,今年我们在剑桥也在讨论。类似这样的工作,我们中心愿意跟你们中心一块来进行,我觉得出一套“科技与文明”这样的丛书非常好,一个是一些新的重要的研究成果需要得到鼓励,需要介绍出来,另外还需要吸纳国外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理论,另外对文物保护领域来说,它的一些操作规程和标准等等。我在这里表个态,我们愿意跟中心精诚合作,共同推动这个事业。谢谢。
李永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我认识韩老师,孙老师非常多年了,跟梅建军也认识特别久,今天看到这个中心的成立,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里程碑。科技大学冶金史这一块,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突出的。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研究必须到这边来,跟国内专家请教,梅建军现在在国外的名声已经打得非常响了,在英国作了非常好的演讲,在台湾和圈子外面的人都听着是响当当的。我今天来了看见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是在这方面研究上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我最早来科技大学的时候感触比较深,因为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以科学分析起家的这么一个单位,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在楼旁边的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很艰苦很刻苦地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不停地训练学生,不停地创造出来很多研究成果。这几年来看到好多新的学生都训练出来了,都开始进入到国家其他机构的研究工作里面,我觉得特别高兴,特别看到冶金史研究所一直在成长,今天学校的领导也来了,所以我作为圈子外面的人,特别希望学校能大力支持他们的研究,特别是在冶金史研究方面他们是世界有名的,希望能够把这么多年的研究发扬光大。我是临时来的,但我特别高兴地看到老师们朋友们的这样一个成果。谢谢
朱鸿民:
我在这里表个态,只要在我们的工作范围里面,我们一定尽力支持,我们尽最大努力。
柯俊:
首先允许我代表中心对各位理事和学术委员对我们工作的鼓励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你们在将近半个世纪当中,对我们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帮助、合作和指导。今天各位理事和学术委员又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们一定在会后再很好地学习大家在各个方向所提的意见,使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差不多五十年了,这个学校原来是作为北洋大学的一部分,清华大学的一部分,还有唐山、交大的一部分,而建立起来的。五十年当中,从原来的北京钢铁学院发展到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根据党中央的决策,从一开始,中国科学院决定要组织科学史的研究,冶金史这一部分就落在当初的北京钢铁学院,当时由胡老在主持这个工作,做了大量的关于古代文献上的摘录,这些摘录我们现在都保存着。所以这个工作,事实上是五十年前就开始了。但是真正走向更新的一个方向,和考古、和科学史的工作相结合,我们当时得到考古所夏鼐先生、苏老以及全国的各个博物馆考古所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一点点熟悉起来,我们当初所定的方针就是要我们所有的同志全心全意地为我们考古界、博物馆、历史界服务,所以我们早期的工作就是利用学校的设备,也没有立课题的问题,也没有费用的问题,考古界找到我们了,我们尽最大努力做一些工作。开始是做一些检验工作,这里面有很多拿现在的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以后逐渐地发展,这些工作差不多也有三十多年了,从与夏先生、苏先生以及很多已经不在的同志合作开始,这当中,国家的文物局,以及各个博物馆和考古单位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大家刚才提到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实际上这些工作都是配合工作,如果没有文物、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我们的工作也无从做起,我们一开始就是为这些服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学了一些文物保护的工作,利用我们冶金方面的知识,但是有些东西对我们也是新的,所以也没有真正做好。现在看到我们某些地方文物保护,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没有做到底,也没有做到家,所以受到一些损失,也感到非常心疼,有些是不可挽回的。当时虽然提了一些,但是普及不够,同时我们自己的工作还不够。不管怎样,在这三十年的工作当中,我们得到了全国考古界、博物界和历史界的帮助,我们才逐渐发展到今天。举一个例子,梅建军同志在我们物理化学专业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招生的第一届第一班的第一名,就转到我们科技考古方向来了,他一来了以后,就立刻随北大后来的历史博物馆、现在已经去世的俞伟超同志到长江挖坟去了。所以我始终认为梅建军同志之所以能够衷心地为考古服务,能够从国内走向国外走向世界,是和受博物馆、北大俞伟超先生携带培养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希望今后我们的学生仍旧能够得到全国考古界、文物界、历史界的指导和帮助。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的冶金工业在五十年当中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当中有一段大炼钢铁,好像走了弯路,但我觉得对全民意识的发展还是起了很大作用,当然后来有一段,因为是指标过高,我们弄得没办法了,现代工业跟不上了,所以就改用汉代的冶金方法来炼的生铁,但是这个对全国人民提高历史意识,知道我们古代有多么辉煌的成就,对于全民教育,使我们今天冶金工业发展到世界第一,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中国冶金工业有他自己的特色,是全世界没有的。中国冶金工业的起源、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比世界上谁都早,我们在公元前8世纪已经有了西方到十五世纪才掌握的生铁技术,而且广泛用在农业上了,所以我们也在探讨是不是因此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国家,而且对世界发生了影响。比如公元前3世纪犁镜的发明,到了公元4世纪已经逐渐到了南欧,将南欧的耕地效率提高了一倍还多,这不是我们讲的,是外国人自己讲的。再有就是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的,关于马掌的发明,汉朝是没有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起来给马钉掌的?这是影响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如果马没有掌的话,恐怕世界也不会象今天这样。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一些中国古代的发明,四大发明对我们起的作用远不如对洋人起的作用大,那是西方向世界扩张,扩张以后再宣传他的宗教等等,我们这个起了作用,但是依我看来,我们比这个重要得多的发明还有很多。另外,我们对古代的研究,过去我们实验做得多,其实这里头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举个例子,比如指南车,我们已经复原了指南车,但是指南车在一个高低不平的地方还指南不指南?当然如果这个课题放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做一个小型的指南车,放在一个高高低低的地上走起来看,以实验为据嘛。但是那年在西班牙开国际科学史会议的时候,就是科学史学会要我去,提出来让科学史会议在中国开的那一次,在那次会上,西班牙一个大学的数学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用数学的方法证明在高低不平的路上,我们指南车照样指南。这应该给我们很多启发。所以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我们做的当然是钢铁企业,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来说明为什么只有中国才有连续的历史发展,另外一个,由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怎么在十八世纪以后又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使我们又落后了,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又重视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又向文明的发展前进了一步。所以在这里头,我觉得科学史的工作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做,甚至有些东西我们还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虽然经过了三十年,做了一点点工作,这个工作的根子还是在我们的考古界、历史界、文物界给我们的支持,我很希望,同时也期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继续向考古界、历史界、文物界继续学习,继续得到你们的支持。今天各位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方向,我想我们学校一定会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继续为考古、文物、博物界服务,做好我们的后勤工作。对今天各位同志在这里提的鼓励的话以及建议,我在这里再一次代表我本人以及中心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期待各位给予我们更多的指导和帮助,使我们的工作符合国家需要,符合时代需要,也符合历史需要。再一次谢谢各位理事和各位学术委员。




罗维东书记与权良柱副校长致欢迎辞

人事处处长王维才教授宣读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


席泽宗院士、柯俊院士、袁靖教授



李学勤先生在会上发言

陈铁梅、韩汝玢教授

王渝生、廖育群教授亲切交谈

王丹华研究员在会上发言

苏荣誉研究员



孙淑云教授在会上发言


梅建军教授在会上发言

部分与会学者会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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