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家是现代科学世界的主角，一些科学大师较早就对两种文化问题进行了自己独到的思索并得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本文通过分析解读薛定锷、奥本海默、爱因斯坦、贝尔纳、玻恩、费恩曼等几位著名科学家对待两种文化的态度，展示了他们对这一话题以及对科学与人类未来等方面的思索而获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认为两种文化存在对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与沟通是完全可能的，但一定是长期而持久的过程。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 文化; 人文文化; 科学文化
 
    科学文化与传统人文文化的冲突问题由来已久。斯诺的相关言论就象蝴蝶效应中引发风暴的蝴蝶翅膀的扇动，触发了迟早爆发的文化冲突的大风暴。1996年美国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索卡尔发表蓄意的诈文，对两种文化冲突进一步推波助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界也增多了相关的研究讨论，或分析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1]，或对两种文化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2]，或探讨两种文化融合的文化背景[3]。也有研究表明：“当前两种文化的分裂，非但没有缓解，反有愈演愈烈之势”[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的研究文献中，缺少对著名科学大师们的相关思想的充分重视。事实上，经过分析研究会发现，他们的甚至早于斯诺的相关思想，对于两种文化的问题的认识以及破解，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斯诺—掀起文化风暴的蝴蝶
    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 1980)是英国莱斯特大学毕业的化学硕士、剑桥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博士，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成为一位从事红外光谱学研究的科学家。留校两年后斯诺虽然在物理学研究上没有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他却发表了一部小说，随后因为发表另外一本小说《探索》竞然引起轰动，从而确立了他小说家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这些特殊身份导致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对文化问题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1959年他在《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中说：“在许多日子里，白天我同科学家一道工作，晚上我又和一些文学上的同事们在一起……我认为这两群人智力相似，经历相同，社会出身也没有明显的差别，收入相差无几。但是他们几乎己经完全不再相通，在知识上、道德上和心理气质上，他们的共同点是如此之少”[5]。
在了解这种现象的基础上，斯诺提出，在现实世界里，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互相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存在着敌意和反感。他们彼此都有一种荒谬的歪曲了的印象”[5]。斯诺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
 
2科学家对待两种文化的态度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具有思想家气质的许多科学家，一定意义上都思考过科学的文化问题。然而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各有千秋。
2.1态度一：整体文化观
    20世纪著名物理学家薛定锷可以看作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1950年他在都柏林大学的高级研究院发表的演讲就集中展示了他的这种思想。
    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薛定锷肯定科学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它(指科学)是人们在努力探索如何掌握人类命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但是同时薛定锷不承认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相比较具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他说：“……我认为自然科学与其他方面的知识……即在大学或其他研究中心获得的知识是居于同等地位的。……在这一方面，我看不出科学有什么特殊的地位”[6]。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如果让薛定锷比较后人提出的所谓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信他即使承认这种分法，也不会认为两者中哪一个更重要或者更加具有优势。
    而如果再深入了解和研究薛定锷的思想，我们会发现，文化的二分法本质上是违背他的思想基础的。他相信，按狭窄领域孤立起来的知识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只有它们结合成有机的整体，才有意义与价值，对于把自然科学和人类其他知识隔离开来，而单独询问自然科学的价值的问题，他说：“我会回答：它的影响范围、日标和价值与人类知识的其他分支是同等重要的。不仅如此，只有针对由它们组成的统一整体，而非某一个单独的分支，讨论它的范围或价值才会有意义”[6]。
    薛定锷这样的思想观点，与他具有哲学和诗人气质，而十分关心一个他认为最为重要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一群专家在一个狭窄的领域所取得的孤立的知识，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当它与其他所有的知识综合起来，并且有助于整个综合知识体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它才真正具有价值”[6]。
    根据这些表述，笔者认为，薛定锷不会认为两种文化的划分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文化即使细化为若十种类，它们也都是平权的，没有特权文化，而目它们也只有结合为有机的整体才有意义与价值。
美国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1904 -1967)，也是一位对科学文化问题思索很多但本质上不承认文化二分法的科学家。与薛定锷有所不同的是，奥本海默认为纯粹的自然科学是有价值的，并目“科学依赖着、交织着、改变着、影响着儿乎全部人类的道德生活”[7]。进一步，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同意文化二分法：“我赞同那种认为科学与文化是共存的、是具有不同名称的同一事物的观点，我也不赞同那种认为科学是有用的、但本质上是与文化无关的观点”[7]。   
奥本海默承认：“科学的传统就是专门化的传统，这正是其力量之所在”[7]。同时他也意识到：“科学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令人难以置信的专门化以及其非等级结构特征，意味着人们不可能轻易地掌握它，或使之简洁化”[7]。因此，一定意义上，在事实面前他承认由此而造成的科学与大众或者科学与传统的隔阂，但是这种隔阂仅仅只是一个接受和理解的难度问题。为减小和弱化这种隔阂，他对科学家提出了要求：“科学家的适当角色不仅在于发现新的真理，把它传达给他的同事，而目在于他的教学，在于他努力用最纯正最易懂的语言，把新知识讲述给所有愿意学习的人们。……在教学中，在学者们的交往中，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友谊中，在那些由于其职业本身必须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的人们的友谊中，科学生活的狭隘性得到最有效的缓解，而科学发现的类推、洞见、和谐，则能更为广泛地进入人类生活”[7]。因此，他相信通过努力，科学文化是能够与其他文化融为一体的。
    更进一步，奥本海默既对传统文化也对科学的本性做出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传统文化是人类一切(包括科学)的基础，因此科学不过是它的一个成长着的组成部分而己：“传统正是这么一种东西，它使我们得以可能作为有感知和思维的存在物，去处理我们的经验，去以某种方式克服我们的悲捅，去以某种方式节制我们的快乐并使之高尚起来，去理解我们遇到的事件，去与他人交谈，去揭示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去找出组织起经验并给它们以意义的主题，去发现事物之间的关联性。无疑，正是它使我们成为人类，构成我们的文明。它是典型的和决定性的共同遗产；……它是人类共同体的中心，是人类生活的本质”[7]。
    在对科学本质的探寻中，奥本海默首先强调科学的怀疑与泰献精神：科学共同体的世界，“首先，它是这样的世界，其中对于知识和真理的探究是神圣的，这种探究的自由是神圣的；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怀疑不仅是允许的，而目是达到真理所不可或缺的方法；……科学的戒律之本质，就在于它的奉献精神，就在于它献身于及时发现你的错误，献身于错误的探测和觉察”[7]。
其次，他强调科学本质上的民主内核：“无论它出现在什么文化中，科学的本性本质上是民主的，我们不应当低估我们所继承的广泛传播、威力四射的能力，因为这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7]。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然面前，在自己的科研过程中，奥本海默彻底摒弃了人的自日自大的弊病，而再生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谦逊美德：“……我们是无知的；即使我们中的佼佼者，也仅能成为很少几个方面的专家”[7]。他强调人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绝非无所不包的”[7]。
2.2态度二：两种文化互补共存观
    爱因斯坦完全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代言人。首先，他为人类(包括在科学与人文领域在内)的所有追求找到了最基本的共同原动力：“人类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关系到要满足迫切的需要和减轻苦痛。如果人们想要了解精神活动和它的发展，就要经常记住这一点。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不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努力和创造外表上多么高超”[8]。因此，传统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基本出发点也应该是相同的。这样就为它们的互补共生奠定了坚定的基石。
    当然，作为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同样坚信科学对于人类或者一个国家的重要作用：“凡是科学研究受到阻碍的地方，国家的文化生活就会枯竭，结果会使未来发展的许多可能性受到摧残”[5]。但是，他清楚科学的局限性：“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9]而目“关于‘是什么’这类知识，并不能打开直接通向‘应当是什么’的大门。人们可能有关于‘是什么’的最明晰最完备的知识，但还不能由此导出我们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应当是什么”[9]。可见，爱因斯坦与薛定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否认独立的科学知识所具有的价值，即它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应当是什么”则是自然科学知识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依赖人文领域的探究。
    因此，在爱因斯坦看来，一个方面，科学是社会和国家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另一个方面，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人类要正常生存，除了科学外，信仰、伦理道德等古典文化基本元素也必须承担起各自的使命、履行各自功能。因此，在理想的状态下，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应该是互补共生的、共存共荣的。通过他对待教育内容的态度使我们可以间接体会，他对两种文化是一视同仁的：“……对于经典文史教育的拥护者同注重自然科学教育的人之间的抗争，我一点也不想偏袒哪一方”[9]。
2.3态度三：两种文化冲突观
    可划归到这一派的科学家有贝尔纳和玻恩等人。贝尔纳是最早明确关注两种文化现象的科学家之一，他承认两种文化冲突的现实存在，理所当然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在1944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他专题分析了“科学与文化”问题。他认为：“目前的情况是高度发展的科学几乎和传统学术文化完全隔绝。这种情况是完全不正常的，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10]。他相信传统文化一定需要科学的加入，因为“没有任何文化能够永久脱离当代主要的实用思想而不蜕化为学究的空谈”[6]而科学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在他看来，科学本身也必须改变：“不过，也用不着设想不对科学本身结构进行极其重大的改革就可以使科学和文化融合起来”[10]。贝尔纳认为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分离的原因是由科学方法、科学的弱点以及科学的文风等二个方面共同导致的：“今天的科学的渊源和很多特性都恰好来源于物质建设的需要。它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批判式的，即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实验，亦即实验验证。科学的真正积极部分，即科学发现，是不在科学方法本身范围之内的。科学方法仅仅是为科学发现做准备并确定科学发现的可靠性。……今天的科学的同一缺陷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它不能妥善地处理各种包含有新颖事物、不容易归结为数学公式的现象。为了把科学扩大应用到社会问题上去，就需要扩大科学以补救这个缺陷。科学越是同一般文化融合为一体，就越是需要这样做。科学的枯燥和一本正经的文风使它受到文艺界人士的普遍抵触，并使科学家自己又添加上种种不合理性的和神秘的色彩。必须把这种枯燥和一本正经的文风消除掉，才能使科学完全成为生活和思想的普遍基础”[10]。
    贝尔纳的观点得到了其他科学家的认同和支持。对于贝尔纳提到的所谓科学的第一个缺陷，普律高津表达了科学家的积极的态度：“我们认为科学是在社会中发展的，我们的科学不应再否认社会关心的问题和社会的探求，不应再自称与这些毫不相干，科学应能够最终同自然对话，注重自然的各种神奇魔力，能够最终同处于各种文化领域的人们对话，并重视他们提出的问题，只有到那个时候，科学才能具有普遍意义”[11]。
    对于贝尔纳最后一点即扩大科学的影响问题，著名物理学家玻恩更早就有同感，他在1936年的演讲中就明确指出他不能同意那种与“为艺术而艺术”相似的“为科学而科学”的观点：“我认为科学结果应该用每个有思想的人都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解释。自然哲学的任务正是要做到这点”[12]。
    而事实上，玻恩几乎是用尽自己全部精力，在退体后的近一十年里，致力于研究科学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未来出路的人。按照我们此前的分法，他应该属于承认存在两种文化，并且承认一者之间有着尖锐冲突的人。
    但是玻恩对科学的看法，实际上发生过剧烈的改变。1951年以前，他认为：“……我相信——和我同辈的物理学家大多数也有这个信念——科学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而世界则是遵从决定论的规律的。在我看来，科学方法比其他用以形成世界图象的较主观的方法(析学、诗歌和宗教)更为优越；当时我甚至认为，科学的明确语言乃是取得人类之间更好了解的一个步骤”[12]。这时的玻恩，俨然就是一位科学主义者。然而，“在1951年，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些了。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分界线己经模糊不清，决定论的规律被改为了统计规律；虽然物理学家们越过国界相互取得了很好的了解，但是他们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好了解并未作出丝毫贡献，反而促成了最可怕的毁灭性武器的发明和应用”[12]。
    从此，玻恩开始了关于科学对社会影响问题的思索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关心。作为一位职业的一流科学家，尤其还由于早年对科学的乐观信仰，他对科学的挚爱并寄予幻想和希望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悲观的现实又让他无比绝望。因此，无论出自理智还是本能，他的观点之中都充满着自我矛盾和冲突。然而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在这种矛盾与冲突中，实际上饱含着玻恩思想上超越对两种文化思索的飞跃与升华。
    一方面，玻恩和其他几乎所有的大科学家一样，对科学的价值和作用有很高的积极评价：“科学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和最重要的部分，而科学工作就意味着对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科学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具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作用，不管一个人自己的工作离技术上的应用有多么远，它总是决定人类命运的行动和决心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13]。“真正的科学是富于哲理性的；尤其是物理学，它不仅是走向技术的第一步，而且是通向人类思想的最深层的途径”[13]。“物理学不仅是物质进步的源泉，也是人类精神发展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13]。
    然而另一方面，玻恩对科学带来的困境是悲观的甚至是绝望的：“在我看来，自然界所做的在这个地球上生产一种能思维的动物的尝试，也许己经失败了”[13]。
    在玻恩看来，科学技术的危害并不仅限于此，更加可怕的是，科学和技术在战争上的应用，彻底摧毁了人类的传统伦理原则：“真正的痼疾更为深刻。这种痼疾就在于所有伦理原则的崩溃，……使我们的伦理规范适应于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形式的一切尝试都已经失败了。……就我所见，传统的道德观的代表们、基督教教会，己经找不到补救的办法。……乐观主义者也许希望，从这个丛林里将会出现一种新的道德观，而且将会及时出现，以避免一场核战争和普遍的毁灭。但是，与此相反，这个问题很可能由于人类思想中科学革命的性质本身而不能得到解决”[13]。他认为这些危害，是科学的方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展望未来，有时他看不到丝毫希望：“我在我的一生中目睹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溃，也许不是短暂的社会弱点的症候，而是科学兴起的必然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人最终将不再是一种自由、负责的生物。如果人类没被核战争所消灭，它就会退化成一种处在独裁者暴政下的愚昧的没有发言权的生物，独裁者借助于机器和电子计算机来统治他们。这不是一个预言，而只是一个恶梦”[13]。
    对待科学与传统文化，玻恩承认一者之间存在分裂与冲突：“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取决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如法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由于受训练的限制，不能理解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因此，文明社会分裂为两个集团，其中一个是由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指导的，另一个则是由科学思想指导的”[13]。而且他甚至悲观地认为这种裂痕是不能弥补的。有人建议可以由完全平衡的教育来补救这种分裂，对此玻恩说：“朝这个方向改进我们的教育制度的建议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效”[13]。
    按照玻恩自己的历史分析，他认为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在具体探讨两种文化的分裂时，他却又更多地把矛头指向了人文学者，这再一次体现了他的自相矛盾：“我的个人经验是，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他们有文学、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某些知识，他们热爱艺术和音乐，他们甚至绘画或演奏乐器；另一方面，受过人文学科教育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无知，甚至轻蔑，是令人惊愕。……因此，我认为科学家并不是和人文学科的思想割裂的”[13]。
虽然极端悲观，但是善良的玻恩不希望他的分析和展望真的成为现实。他对后人给出了严厉的警告和郑重的规劝：“我们现在正站在十字路口，人类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然而，这种‘活下去或不活下去’只是我们的精神发展状态中的一个征兆。我们必须对人类己经陷入的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的更深刻的原因进行探索”[13]。当然，唯物的玻恩不会指望于什么神奇的力量，他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人类自身在新时代的调整能力以及对伦理原则的加强理智意识上：“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根据新的事实来重新调整自己思想的能力。如果不能这样做，地球文明生活的时期就要告终。而目即使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文明生活的道路也将紧紧沿着深渊旁边经过……下一个目标必须是借助于加强伦理原则来巩固这种和平。只有伦理原则才能保证人们的和平共处……只有当在国际范围内使不信任代之以了解，妒忌代之以帮助的愿望，恨代之以爱，我们才能生存下去”[13]。
 
3深刻的思索赋予科学家豁达的胸襟
    由以上几位著名科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出，无论是承认文化一体论还是承认文化一分法的科学家，在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就是他们竭力呼吁同行并自己身体力行地致力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或者科学文化与大众的沟通，以期得到大众的理解。即使是对两种文化融合前景非常悲观的科学家，也在思考问题时给出了许多忠告，甚至有玻恩等那样远远超越文化问题的深刻思想。而前面我们提到奥本海默在对科学的思索中，则低下了人类高傲的头颅，承认人的无知而重获虚怀若谷的心胸。
    20世纪另外一位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恩曼，同样认识到了人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并目感受到了这种心态潜在的巨大作用：“我认为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有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并且，我认为，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或许就找到了这个沟通不同民族的开放渠道”[14]。在他看来承认我们的无知的自觉意识非常重要：“承认我们的无知和不确定性，是为了避免再犯过去所犯的错误，使人类在某个方向上继续发展、不受限制、不受阻碍的唯一希望”[14]。费恩曼从对人类无限发展的命题下，从反、正两个方面论证了承认无知而谦逊的意义：“对全人类说，我们现在只是一个时代的开端。……我们可能犯错误的唯一方式是，在人类社会的年轻冲动阶段就断定我们知道了所有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己，没有别的。如果我们断言我们己经知道了全部问题，我们将不再进步。我们将把人类的无限未来限制在今天人们的有限想象之中。我们并不太聪明，我们是笨拙和无知的，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头脑。没有哪一个政府有权以任何方式确定被研究问题的性质”[14]。“我试图寻找的是一种谦虚、诚实的态度。而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那种狂妄中解脱出来”[14]。
    悲观而忧伤的玻恩对人们的最后规劝更是升华了科学家的境界，他的话语简直就是先知的戒律：“我们必须学会顺从；我们必须实行凉解、容忍和助人的意愿，而目我们必须抛弃武力威胁和运用武力。否则文明人的末日就临近了。……我觉得，相信只有一种真理而目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13]。
这些结论揭示出来的远远超越科学事务的思想，恰恰是当今世界极其缺乏的。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科学大师不仅在科学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经过他们自己的精神炼狱，他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啼，看清了人类的生命线以及人类致命的弱点，并且给出了负责任的忠告。而这一切正是当今国际社会、整个人类所急切需要的思想则富。
 
4结语
    应当承认，前面提到的科学家，或者是科学家中的大智者，或者是科学家中具有较好人文修养的思想家，他们是科学的象征，但是毕竟是科学界凤毛麟角的少数。他们是科学界的脊梁，是科学大树的主干，但是从来树木发出的沙沙声都来自于它的枝条和碎叶。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能遇到的较多科学家或者以科学为职业的人们，相当多并不具备这些大师们的人文学养或智慧。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相互排斥力，主要由这些人身上产生并作用于社会。比如，与这些人中的某些个体接触，有时可以明显感受到偏执以及狭窄的视野和心胸。
    两种文化存在对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现实世界里，不仅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存在彼此的不理解甚至鄙视与敌意，就是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一个学科单的理论与实验分工之间，甚至同一个学科内部不同分支之间，都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样不和谐的关系。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有一句名言：“一切科学要么是物理学，要么是集邮术”[15]。显然，这里不能说没有对其他学科的歧视。
    关于科学文化探讨的现实出发点是，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文化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性，我们需要兼容科学与传统或者科学与人文的大文化观。正如斯诺所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共有文化，科学属于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16]。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等文化分裂问题不仅长期广泛存在，而目对于人类的现实和未来都十分重要。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代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当代许多社会基本矛盾(人与自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教育改革、人的自我完善等)都与此有关”[17]。因此，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的融合，一定是长期而持久的过程，致力于促进这一融合的人们，任重而道远。但是，著名科学家们通过自己加强人文文化方面知识的学习，以及对科学与人类传统之间关系的思索，而获得的精神与境界升华的事实使我们相信，至少在他们这个方面，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与沟通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另一方面，人文学者成功实现与科学文化融合与沟通的方法，卞要还有待于他们自己付出真诚而艰苦的努力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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