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学说反思现代医学，审视现代科技发展下的全人类的命运是王晋康生物主题科幻小说的显著特点。以《十字》这部小说为例，他对现代主流西方医学发展的伦理困境发出生命的叩问。小说以人类社会的“天花”病毒作为核心要素构建了科学幻想的外壳，故事围绕着美籍华裔女科学家梅茵的长期周密计划和部署展开，她如何在同盟者帮助下成功（牺牲色相引诱俄罗斯科学家）窃取了人类社会仅存的“天花”病毒，伪装后通过“倒爷”夹带过境到中国，借招商引资的机会以高科技工厂身份在边陲小镇安营扎寨，偷偷建立内部病毒实验室秘密进行天花病毒的减毒培育，并最终伺机而动，向人群抛洒了“天花”病毒，一度引发了群体恐慌，造成了一人死亡，数人遭受病魔蹂躏甚至毁容的后果。

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推进，女科学家的“惊世骇俗”之举背后的深意被抽丝剥茧开来，步步为营的女主人公堪称一位形象多面的复杂角色，她是“十字组织”的倡导者、组织者沃尔特·狄克森（教父）的义女，是该组织理念的坚定的追随者、拥护者和执行者。“十字”组织由一群“有远见”的志同道合的科学家组成，他们认识到维持自然原有的平衡状态的重要性，呼吁人类应该对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而不是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无所顾忌地进行改造。他们“坚决反对把天花等恶性病毒斩尽杀绝，认为这虽然是科学上的巨大进步，但是造就了非常危险的病毒真空，这种真空可以被极小的代价轻易打破，势必成为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他们以全人类命运的视野和责任感，指出现代西方医学建基于对个体生命的关切之上，医学的目的集中在救助个体生命，忽略了群体生存的重要性。而“上帝只关爱群体而不关爱个体，这才是上帝的大爱之所在。”[3]

秉承着这样的信念，他们决定采取主动向人群投放人工培育的弱化天花病毒，来增强群体的免疫能力，以打破全歼病毒带来的真空风险。因而，以梅茵为代表的科学家不惜动用一切力量，最终达成向人群散布比疫苗更大毒性，更有活力的减毒天花病毒的目的，希望以点带线，以线织面，激发人群更全面的免疫能力的目的，试图扭转人类通过科学（医学）手段彻底消灭天花病毒带来的群体风险，代替他们心中的上帝（“自然”）行使了普度众生的权力。

这样的观念和行为，符合“天道”，但“不符合“人道”。从哲理层面讲有一定道理，然而，难以为世俗社会所接受。人们对此的认识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了解了真相的人可能会钦佩梅茵道德上毫无私念，觉得她“就像一个虔诚的苦修者”，但是不管她初心如何，“行为造成了恶劣后果，不仅经济损失，第一个报告疫情的马大夫去世，还有一些孤儿院的漂亮姑娘变成了麻子”，[4]她难逃其罪。另一方面，她又是记者眼中“行事乖僻的妄人”，[5]是科学主义者赵教授眼中的重伤科学的“反科学主义者”，应该被“烧死在正义的火刑柱上”。[6]她的确理性得令人害怕，就连爱人孙景栓，知悉她“为了信仰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道德束缚”，对她的“强硬果决”有了更深的认识后，“对她仰视中又多了一些畏惧。”[7]

就连梅茵自己也面临着灵魂的拷问，尽管她对自己人生之路的选择无比坚定，早就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连普通人孜孜以求的爱情和婚姻，对她来说只不过是工具和垫脚石，甚至为此付出了多年牢狱之灾。就像她劝慰同伴时说过的，“我相信，等咱们告别人世时，绝不会为咱们今天的行为后悔”。[8]她为了完成这一重任，克己奉公，步步为营。从这一角度来看，她是一个少见的极度克制、理性、坚忍不拔的女性。

但是当她照顾因为感染了天花病毒而神志不清的养女小雪时，还是会心疼如绞，背负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自责和愧疚。她很清楚，尽管她散播的天花已经过了减毒处理，但是，个别体质敏感的患者仍有一定几率发生重度反应，此前她也已有预料，但直观感受带来的震撼要远超过过去的理性认知[9]。“对于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之河来说，一个人的麻脸与否太微小了，但是对于特定的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曾经美貌过的小女孩而言，这足以毁掉她的一生。”[10]面对小雪，她所抱持的那些宏大的哲理，什么“疾患和死亡是人类不可豁免的痛苦”都显得太过冷酷和残忍。所以她在法庭上坦诚，“我对他们负有罪责。我愿意接受法律的严惩。” [11]其内心是十分痛楚的，是心甘情愿受罪受罚的。

在俄罗斯高致病性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斯捷布什金身上，这种矛盾和张力表现的更为淋漓尽致。他敢于以身涉险盗出病毒样本，并下决心交出这一“撒旦的礼物”，说明他对十字组织教义的信服，而不仅仅是被美色诱惑，但是他有“难以克服忧虑和负罪感”，梅茵表现出的对信仰的狂热和执着，反而加重了他内心疑惑和恐惧的砝码，“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善行多走一步就是罪孽。”虽然十字组织的初衷是美好的，但是谁能保证他们坚持的就是唯一的真理？如果他们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多跨了一步，那么自己作为助推这一越界或者滑坡的起点，不可谓不罪孽深重，[11]面对如此艰难之抉择，本就因前途未卜的国家和个人命运而意志消沉的他最终选择以自我了断生命示人，留下了灰暗浓重的悲剧色彩。

王晋康在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个“低烈度纵火”的概念，提倡“取消高强度的人为灭火，甚至适度小范围纵火，减少可燃物的堆积，寻求“火灾频次”和“强度”的最佳配合，使火情更容易控制” [12]，虽然不是他的原创概念，确是首次用来借喻人类对病毒临界态的防御。彰显了作者对“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存”之间的张力的深入洞察，对现代医学面临的两难境地的深刻揭露。王晋康曾多次在演讲或采访中提到，“医学的目的是一行大写的金字：救治个体而不救助群体”。 [13]这样做的一个副作用是：“遗传病基因就能够逃过自然之筛而留存下来，从长远上说将威胁人类整体的繁衍。”[14]

《海人》里面也有部分情节涉及这一思想。女先祖覃良笛提出的“拒绝医药救助的诱惑”的思想，并通过自发形成和沿袭，发展成为海豚人的信仰。这一信仰主要基于对生物进化论的认识，过去无需医药救治，海豚作为已在地球上绵延千万年，而且通过疾病的“死亡之筛”淘汰个体弱势的遗传基因，有利于种群的正向演化，还可以避免未来海豚人的人口过度膨胀。[15]

人类社会现有的对个体生命权力的尊重，对人道主义的追求，是现代文明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然而关怀个体的人文思想，从长远来看，反而不利于群体的发展，治病救人的现代医学反而蕴藏着遗传灾难，给人类整体的生存带来风险。对这样一个悖论的揭示，展示了来自一个中国科幻作者的独特思考，用王晋康本人的话来说，“医学对个体的救助与对整体进化的干扰是两难问题，人类智慧还不能解决。”[16]

以新人类系列作品《豹人》《类人》《海人》《癌人》为例，王晋康预言了科技发展带来的人类的异化现象，探讨了基因科技推进带来的伦理困境。

在《豹人》中，美籍华裔科学家谢教授冒天下之不大韪，逆天行事，把猎豹的基因嵌入儿子谢豹飞的体内，使他成了短跑超级天才，在作为稀有的亚裔在希腊奥运会上大放异彩，收获了美丽的田歌姑娘的爱情。不幸的是，好景不长，谢豹飞兽性基因作祟，失控咬死了恋人，又被随后赶来的田歌堂兄所仇杀。而在法庭辩论中，被告方律师独辟蹊径，对豹人是否具有自然人的身份提出了强烈质疑，以此理由为田延豹洗脱了杀人罪名。他指出当事人并未犯“杀人罪” ，因为谢豹飞已经不具备人的身份，哪怕他体内的猎豹基因只占人类基因的万分之一。一方面，作者借着律师的辩护之理，指出这种基因改良技术是非常可怕的，“人”的必须百分之一百的人类后代，是浑然天成的，这一定义应该是坚不可摧、不容置疑的，“只要体内嵌有哪怕是极微量的异种基因，这人就应视同非人！”这一防线必须守护住，不能有分毫退让。[17]恰如百米亚军表达的激烈反抗：“如果今天允许一个嵌有万分之一猎豹基因与我们同场比赛，明天会不会牵来一头嵌有万分之一人类基因的四条腿的猎豹？”[18]

另一方面，作者又借着谢教授的雄辩之言，阐述了大自然另一面深藏的机理：生物的第一位本能是生存，人类亦是如此。未来如果为了适应环境恶化的地球，甚至面临在太空、海洋等其他领域的生存和繁衍，对人体做根本性的改造是合理的、正当的，例如进行动物的基因镶嵌、与计算机芯片结合等，都是人类适应主动适应环境、延续文明的抉择。[19]暗示了随着基因技术不断发展，对人类进行基因技术改进的力量似乎已经势不可挡，然而这个进程一旦开启，实际上就不可逆转。

在《癌人》中，第一例克隆人诞生了，特别之处在于使用的是著名的海拉细胞。海拉细胞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从一个美国黑人妇女的子宫肌瘤细胞分离出来的，它不同于普通细胞，可以一直在实验室繁殖、分裂，被称为永生细胞株。[20]因而，这位克隆少女展现出超速发育、器官再生的特殊之处，这使她成为了各方利益追逐的对象，一生难得安稳。就连她的代孕母亲，在发现女儿肾脏重生后，也曾动摇过是否能让女儿贡献肝脏挽救自己的母亲，经过痛苦地挣扎选择了放弃，听任母亲因病离去。遵从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说，“她最终遵从了上帝的原定之路而放弃了科学之路。”[21]这样煽情的一幕背后是作者力透纸背的哲理思考。

作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克隆人至今尚未出现只是因科学家在伦理上的自限而非技术难度，这项技术一旦发展成熟，是不可能被永远禁止的，更何况这一技术能带来的难以想象的医学变革和利润空间，足以使利益链条的各方摩拳擦掌，让伦理意识薄弱的科学家铤而走险。正如《癌人》中展示的，其中充满诱惑的用途之一就是：制造备用器官。这无疑带来道德伦理方面的极大冲击。究竟是大逆不道对人类人性的亵渎，还是克隆人就可以排除在人类道德束缚之外？[22]这是今天的人类难以绕开的伦理困境。

在《类人》中，人类已经能用普通原子人工地组装DNA，并实现了批量的工业化生产。尽管并达到赫胥黎在近一个世纪之前的所描绘的梦魇般的“新世界”，但人类设定“类人”低人一等，专职服务于人类，禁止与自然人类通婚，并通过科技手段敲掉指纹基因以示区分。[23]这样“不人道”的划界看似严密却并不稳定，最终发生了崩塌，由此引发了“类人”与人类究竟该如何相处的无解难题。而在《海人》中，因发生太空灾难，人类遭到空前浩劫，只剩下少数幸存者，而地球上只有深海能够提供生存空间，于是仅存的人类用基因技术繁衍出“海人”，又为了更好适应海洋，不得不彻底变革成了具有人类思维的“海豚人”。当人与动物（海豚）的基因相融合，注定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在这一系列新人类作品中，作者对人类可能面临的未来社会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从基因嵌套技术，到克隆技术，再到类人工业化生产，甚至完全依附于其他物种生存，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从“自然演化”一步步走向极端的“异化”。这些构思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了实现医学救助个体的目的，基因改良技术是否要突破伦理上的桎梏？在人类整体面临极端威胁时，人的异化甚或非人化是否合法，是否正当？故事中呈现出来的针锋相对的观点各有其合理性，面对这一困境的发问，作者本人的回答是“不知道”，因为“在上帝那里，没有善恶、对错的二元对立，任何事物任何现象都是矛盾的多重嵌套，永远不能完全拆解开来。”[24]

王晋康的作品构思偏重于哲理思辨，又多集中于接近人们生活现实的生物学领域，所以比较容易承载人文方面的内容，将“超硬”的科学内核和人文思考结合起来，在科幻故事外壳下，嵌入了一个科幻作家独有的发人深省的思考。诚如刘兵教授在“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王晋康科幻创作20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评论，“‘老王’”的作品不光是幻想，而是以文学的形式、朴实的叙事，承载了科学之大‘道’”。 [25]

1.科技发展的风险与利益并存

如前文所述，一方面，他对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和伦理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科技发展对人类福祉的贡献，两者不可避免地的冲突和矛盾，使得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种种具有先见之明的幻想中，渗透着对不可阻挡之势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的伤感。例如，受到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很早在《十字》等作品中讨论病毒毒性与传染性的问题，指出彻底消灭病毒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和隐患，这些晦涩的哲思，在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中书写和呈现，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再如对科技发展对人类异化现象的密切关注，他认为人类的异化其实一直都在进行着，“早在‘柳枝接骨’‘安装假牙’时起，这种破坏人类纯洁性的‘罪恶’就开始了，”[26]到了现代，女性利用整容技术丰胸、隆鼻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更加来势汹汹的诸如医学上动物器官移植，利用基因手术治疗遗传疾病，及试管婴儿等等，这些一直为有识之士所憎恶和担忧。[27]人类的异化从未间断，但在王晋康看来，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异化的目的却是‘去异化’，是为了弥补上帝工作中偶然的疏忽，使病人同化为正常人的标准，而不是为了‘改进’上帝的设计。而到了克隆技术，就不再属于‘补足’，而是一种人为的改进技术。不过，它改变的仅仅是‘过程’，而不改变终端产品，恰好处于‘补足式异化’到‘改进式异化’的分水岭。”他认为，从近期来说，这种改进式的异化将首先会在两大领域里实现：第一，是用基因技术“改进”人的身体，如新人类系列作品已经展现出的几种可能。第二，人脑的电脑化。[28]在《类人》里，王晋康就描绘过智力研究专家司马林达，悟出真道，放弃肉身，融入电脑成为超智力体，进入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并助推了人类对类人的筑坝的崩溃。指出“电脑只要达到某一临界数量，就会自动产生‘我识’，产生超智力，而且没有人类大脑的种种限制，最终会超越人类智力” [29]，以独特的视角表现出对未来互联网智力飞跃的担忧。

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热点前沿，王晋康不无忧虑地指出，“科学一直被人类用来改造客观世界，但现在它像澳洲土人的飞去来器一样，已经掉转方向用来变革人类本身了”。 [30]也就是说，即便我们预知人工智能将来可能会超越人类甚至取代人类，但是今天的我们能不能退回到前互联网时代，前工业化时代？显然不可能。也许个体也许还能选择像北美的阿米什人（Amish）一样去过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与现代社会保持距离，但整体的人类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或者换句话说，“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不以人类的自身意志为转移，实际上是一个悖论。”[31]

2.建立在对科学的虔诚信仰之上的批判

尽管王晋康的作品中，大多展现了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道德风险，文中时常借“上帝”之口，对全人类的未来进行理性、冷静的思考，但实际上他并非宗教信仰者，他所谓之的“上帝”指代的是“自然”的概念，而他本人是一个坚定的科学信仰者。与一般意义上的天马行空的幻想不一样，他在故事构思中追求科学的严谨性，幻想的内核是基于现有的科学理论进行的合理外推，他笔下的科学幻想往往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正确性，和有很强的逻辑力量。

如《十字》故事的科学核心要素，是他基于对现代病毒学、免疫学及流行病学的充分认知基础上，结合了对自然界运行机理的敏锐感觉和深刻理解形成的。为此，他还特意请科普作家姬十三，和病原生物学、微生物遗传领域的专家一起讨论里面的科学内容，自己提前做好预审，尽量避免科学硬伤。[32]显示出他对生物进化论科学性的确信和认同，他对减毒后的天花弱病毒能达到自然界病毒所激发的人体免疫能力的科学设想深信不疑。他另一部作品《蚁生》也同样是对采用‘技术手段’（利他蚁素）来实验改变人性的科学设想，技术手段也同样来自于对蚂蚁社会的生物学认识，是从自然界的自组织定律中获得的灵感。

在新人类系列中，硬科学要素就更为明显，而科学“双刃剑”效应认知和批判难以掩饰他对科学技术的信赖和依赖。以《海人》为例，描绘了人类社会经历灾变后，为了适应新的海洋环境，幸存的科学家通过基因技术改造成了海人和海豚人。两类新物种在浩瀚的海洋中过着相辅相成、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遵从海底世界的自然淘汰、物竞天择，摒弃了人类社会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医疗体制等科技手段，不再有战争，也没有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尽情的享受思想和身体上的自由自在。作者却提醒我们，这种世外桃源一样的理想社会看似美好，实际上也蕴藏着更大的风险。在上一次全球灾难中，是当时科技发达的人类科学家用科学的力量变革了自身，才使得新物种诞生并适应了海洋新环境。所以这种天人合一的老子式的诗意栖居恰恰是建基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之上，而海人和海豚人的世界除了哲理层面的思考还在延续，早已放弃了科技发展之路，就等同于自断了手脚（海豚人也确实如此）。试想，如果再一次发生灾变，海洋不再适合生存了呢？很显然，已无法应付第二次灾变。“这正是大自然的悖论：科学技术助人类昌盛和强大，但又带来很多副作用。人类对科学是又爱又恨，见不得离不得。”[3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就王晋康对科学强烈的批判而言，其实是建基在其对科学的极为虔诚的信仰之上的。他对科学爱之深而恨之切！[34]

与其他几位著名的科幻作家不同，王晋康几乎与新中国同龄，他早年较为坎坷的教育背景和文革期间在农场的生活经历，都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苍凉、沉郁、凝重的烙印，因而他说自己是“站在过去看未来”， [35]以科幻作品对未来社会进行预言来透视和折射现实，警醒当下的人类。对于其作品中揭露出的种种问题、矛盾和困境，王晋康接受访谈中表示，“对于今天的人类，我们并没有两全其美的处理办法。我们能做的，就是以比较超前的目光提前预见这样的问题，然后把它用科幻小说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促使人类对其进行思考。”[36]结合他的作品对生命伦理的思考，我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当下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一是科学家能否扮演“造物主”的角色，与之角力？

王晋康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科学家，这些科学家的性格一般比较冷峻理性，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超于常人，拥有改变或拯救这个世界的雄心抱负和能力，但往往难以彻底实现，或者在实现的过程中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这其中既有坚持真理“殉道者”般穷尽一生“逆天改命”的科学家，如《十字》中以梅茵为代表十字组织科学家一心要打破人类的天花病毒真空，不惜以少数个体的牺牲换取群体的保障；《海人》中的女先祖覃良笛为了人类种族的延续，用自己身体不断超负荷繁衍试验，将人改成“海人”，又进一步改造成“海豚人”，以适应海洋的生存环境。

也有的科学家未能恪守“信念”，或者本就出于私人功利目的利用科技赋予的权力和威力，给人们甚至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如《蚁生》（2007）中生物学家之子颜哲利用父亲的研究遗产，试图用“利他蚁素”这一技术手段来改变人性，建立理想社会。尽管初衷美好，但在绝对的权力中从美德化身“上帝”的到逐渐被异化，最终走火入魔以失败告终；以及新人类系列《豹人》中的谢教授对其子进行猎豹基因移植的，导致其因无法控制的野性肉欲而走向毁灭；《癌人》中的生物学家保罗跃跃欲试开展了克隆人实验，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海拉细胞克隆了一个癌人女孩，受尽磨难；更极端的如《十字》中的齐亚•巴兹完全误入歧途被恐怖组织所利用，彻底背弃科学精神走向人性的反面，等等。

王晋康对科学家行“上帝之举”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就在不久前的2018年末，现实社会中就出现了一位扮演上帝之角色的“科学家”，而且就发生在中国，就是促使首对儿双胞胎“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一意孤行掀开潘多拉魔盒的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副教授。他这一惊世震俗的行为在科学界乃至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且不说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技术触犯刑法和违返伦理道德，但就基因编辑技术来说，还远未成熟，况且艾滋病病毒也存在高变性，人为敲掉CCR5基因可能带来更多的健康风险和隐患。[37]即便如此，仍有科学家铤而走险，足以证明促使科学家群体违背伦理道德的诱惑之大。特别是基因工程，很容易引出俯视人类整体的上帝视角。[38]按照王晋康的说法，人类的异化正在经历着“补足式异化”到“改进式异化”的分水岭，基因编辑技术恰好处于这一分界线。那么更进一步思考，所谓的“补足”和“改进”的界限是否唯一？谁又有权力来操控这一划界标准？“当人类已经接过上帝的权杖，还有谁能限制他们使用它？”[39]

二是“耕者偶得”的科学（医学）传播效果

王晋康有关传染病方面的题材的小说，如《十字》（2009）、《四级恐慌》（2015）等，对于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今天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擅于把自己对现代西方医学及中国传统医学的认知和观念等融入科幻故事，把读者引入他的道德和技术的双重焦虑。[40]通过这些故事使我们对病毒扩散、传染病防控、疫苗效能等社会现象更为深刻的体会，对科学知识、医疗技术产生更加多元的认识，对于作者揭示的医学伦理难题也就更容易产生理解和共鸣。

实际上，从被誉为科幻小说界鼻祖的英国科幻小说家玛丽·雪莱到王晋康，科幻文学都反映了作者对科技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思考，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维度“科学技术是如何被社会所应用的，又服从和传递着怎样的科学观。”[41]学界一直在倡导有反思的科学传播，一般的科普作品往往因为以传播确定性的科学知识为主，单向的说教式的特点，难以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对于科幻这个文学类型来说，天然地倾向于人类回应未来科技发展的思辨性主题——“不仅向读者传达科学的探索精神和无穷魅力，带领读者揭示大自然的秩序之美，还引发人们思考人生哲学的终极问题，审视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比如重视个体而忽视整体，对人类的异化等等，具有了思想和美学双重特征，[42]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化，以文学体承载科技伦理之道，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喜爱。尤其是王晋康科幻小说里的科学故事所蕴含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哲理，所揭示的科技发展与社会伦理的矛盾，具有震撼心灵的效果，能引发的联想和深度思考，“赋予人们以更锐利的目光来剖析科技和社会”， [4]因而更具有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功能，尽管作者并未以科普为创作目的，但却在科学传播方面发挥了的积极作用，颇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和寓意。[44]

当你真正读懂王晋康作品，你就能理解他作品所揭示的科技发展下人类共同体所面临的无解的悖论，理解他的苍凉、沉郁、冷峻和凝重，理解他所言的“生存的残酷、悲壮、无奈和昂扬，你会听到一曲苍凉辽远的生命之歌在心中奏响。它也是一曲英雄交响曲，是一曲命运交响曲。”[45]

发表信息：

岳丽媛.无解的悖论——王晋康科幻小说的生命伦理哲思[J].小说评论,2021(03):97-105.

作者简介：

岳丽媛，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与社会、科学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