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小乘佛教的目的是自我修养，大乘佛教的目的则是普渡众生。我觉得，我们的学术研究面对的是各民族的兄弟姐妹，要有类似佛教从小乘到大乘式的发展，为众生的精神世界服务，这是我们研究的理念所在。所以，应该转变自己的态度，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就应该时时想着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关注各民族的命运，这是做学问的根本。古今第一流的学者总是将芸芸众生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关注点，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我经常提醒自己，正因为有这些下层的普通民众才有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要永远感恩他们，面向他们服务。我经常接触到那些很下层的工匠，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启发了我一个人的事业着眼点应该放在哪里。        

年我出版的《南诏大理国科学技术史》，就有细节上的讨论，这不是简史的写法，是带有通史性质的写法。当时写那本书也是为通史做准备的，这是给专家看写的一本书。还有一本书是2000万册），赢得很多普通读者，目的是达到了，但是专家看的就会少些。所以，不同的写作目的就会有不同的书。我这次写的《云南科学技术简史》就是要介于这两者之间，这是要把握的一个尺度。        

我的研究经验是先抓住根本，从地理背景和民族文化切入，再进入具体的民族科技史研究。近30年出版的《白族科学与文明》，把地缘政治学说的成果引进去了，这在当时的云南学术界很超前。书中第一章先谈地理，民族源流，民族性格，性格中的科技因素，再进入具体的研究。《简史》也是这样，以地理背景开头，不同的地理背景决定了少数民族科技发展带有地区性和本土性，发展的路径迥然有别。如果离开具体的地理背景，民族科技史就毫无特色可言。为什么北方是这样的，南方又是那样，这就是地理背景的不同。在书里我还用了一个地缘政治学的概念，这就是云南腹心地区，我在1990心脏地带”还有一个就是价值性的追求。真理总是客观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我们的研究既要强调真实性，也要强调客观性。一般来讲，研究任何东西，哪怕是很科技的东西都要有一种价值关怀，甚至是社会关怀。把研究对象上升到精神层面去理解它，这才是科技史研究的最终任务。缺少价值关怀的纯技术研究会沦为一种很表面的学问。北宋的邵雍说：“（《皇极经世·另外就是史观。现在写《简史》和我90另外对云南科技史的总的看法，主要写在第一章和结束语里面。《简史》第二版在结束语里我把自己的一些看法都说出来了。本来想写进通史里面，但是通史工程一直没有启动，就先把我的一些话说出来了。当年杜先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把他的观点写在结束语里面，这个结束语非常权威，“的提法一直影响着学术界30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或地方科技史，往往需要一种“，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体验，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很重要，其实，“在少数民族科技和文化的研究中也很重要，虽然“的内容无法精确地表达，但研究中往往能掌握其精神。这也是其他研究中不一定有的情况。由于有体悟，我们研究地方科技史或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更是会获得一种新感受，不是本民族或本地区的学者，确实难以做到这一点。        

多岁，确实代表着我为什么写作的原因，这也是对文物的一种哲思，最近我找到了20我们看见一件文物，仿佛面对的是制造出这件器物的古人，而那个古人所特有的精神结构和审美情趣就通过这一件器物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动，甚至震撼，仿佛又交了一个朋友，当我们品味、观赏这件器物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和那个古人的心灵发生无声的交流，从而得到一种启发，受到鼓舞，吸取了一种精神力量，学到某种研究方法。        

这是90年12日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中心理事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