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恩在帕格沃什运动中的特殊作用

厚宇德^１　潜 伟^２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北京100083）

　　摘要：帕格沃什运动是20世纪著名科学家开始以共同体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科学的社会问题诉求的重要标志。麦克斯·玻恩是这一科学家发声方式的最早提议者，他把科学家关注社会问题的意识从英国带回了德国，引发了德国著名的迈瑙宣言与哥廷根宣言的诞生。清晰认识玻恩这些努力的内在思想根源，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玻恩以及对于破解如何重塑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都将十分有意义。

关键词： 帕格沃什运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迈瑙宣言；哥廷根宣言

1 引言

科学界以及更广泛的学术界，对帕格沃什运动的历史意义都予以高度评价。如约翰·齐曼认为：“我们应该重视帕格沃什运动，它一开始就试图建立一条积极的国际阵线，开放人类的交流，消除误解，设想一些方式以促进相互信任并创造合适的裁军气氛”^[1]。

对于帕格沃什运动，一般做这样理解：“帕格沃什运动是罗素、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发起的反对核武器和战争的科学家国际和平运动”^[2]。然而从1955年7月“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发布，到1957年7月帕格沃什运动开始，之间的两年左右，还发生了一系列相关的事件。如发生在德国的“迈瑙宣言”、“哥廷根宣言” 等等，对帕格沃什运动都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也应该看做是帕格沃什运动的前导或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罗素与爱因斯坦不是帕格沃什运动的唯一中心。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莫特即持此看法：“1955年18位由诺贝尔奖得主组成的小组签署由玻恩、哈恩和海森堡起草的声明，它发表于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之后，标志着帕格沃什运动的开始。……玻恩是‘哥廷根18人’的领袖之一……”^[3]历史文献细节说明这种莫特的说法是比较客观的。

对于参与者众多的在世界范围的历时长久的帕格沃什运动，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和评价。一个专门研究者，也难以做到对其中每一个参加者的作用都能给予客观而全面的评价。游战洪先生的系列文章^[2]、[4]是中文研究帕格沃什运动的力作。文中对玻恩仅略有提及，这样的做法无可非议。但是稍不留意，容易混淆历史事实并误导一般读者。比如，有这样的说法：“1957年海森堡联名其他著名物理学家发表‘哥廷根宣言’，反对德国研制和拥有原子核武器”^[5]。读者由此得到的必然是：海森堡是“哥廷根宣言” 作用最大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但这不是事实。玻恩是德国的“迈瑙宣言”、“哥廷根宣言”的主要策划发起人，哈恩等人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科学共同体是组织性较弱的职业阶层，科学家更多地生活在自己家庭或科研小团队相对封闭的环境内。他们聚集到帕格沃什这一旨在直接影响各个国家政治核心的国际运动中来，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同的人可能有着不同的心路历程，然而他们求同存异，殊途同归。本文作者试厘清玻恩投身这一运动的心路历程。

2 玻恩与帕格沃什运动

正如莫特所说，玻恩晚年回到德国之后，“变得逐渐活跃起来，努力寻求对公众意见的影响，使得人们深刻认识核武的危险性^”[3]。玻恩之子古斯塔夫·玻恩则说：“将近他们（指玻恩夫妇）住在皮尔蒙特小房子里的第一年的年终，诺贝尔奖降临到了我父亲的身上……它恰逢其时地增加了他的退休后正在从事的主要工作——在科学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等方面，教育德国和一切地方的有思想的人们——的影响力”^[3]。

但是事实上，玻恩的社会责任心在其内心深处由来已久。他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自幼受其父亲的影响，这些影响逐步发展为其善待并尊重生命个性的思想； 对这一思想的容纳程度也成为他评判社会是非优劣的重要参量。这与他后来对于战争的看法、 与他在核武威胁造成世界局势紧张时期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等都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2.1 玻恩的社会伦理原则的源起及其对待战争的一贯态度

出生于犹太家族，但玻恩不是宗教信徒。正如古斯塔夫·玻恩所说：“他不信教，认为人只能通过遗传和他的工作成果使生命极其有限地延续下来，而个人的永生的信仰是荒唐的”^[3]。玻恩的生命理念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他作为解剖学教授的父亲。玻恩很小的时候，父亲曾送给他一个蝾螈。一天玻恩忘记了喂养它，结果它被饿死了。就此，父亲对玻恩说了些有关生死的道理。玻恩后来回忆：“从那时起，我猛然明白了使另一种生物蒙受痛苦以致死亡意味着什么” ^[3]。到了晚年，玻恩还是认为，他从这次经历中得到的，比他后来在宗教课程上学到的道理还要多。“……我确信，他最深刻的信念是，伦理学的最基本准则可从宗教传统中得到，也一样能够由对自然（包括对人）的研究中得出，（后者）甚至更好些” ^[3]。

对泯灭个性的行伍生活以及战争的态度，玻恩也深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向他讲述，人一旦成为战场上的一兵，就成为了战争机器齿轮上的一个齿牙，从而失去了个性并被剥夺了意志和尊严。1907年玻恩开始服兵役。1月29日，是威廉二世的生日，玻恩是当日阅兵队伍中的一名小兵。他说：“我们的脚、 手和耳朵都冻僵了倒没多大关系，……但是在巨大的军事机器中做一个小齿轮上的小齿牙，我认为是可憎的。我并不缺乏爱国热情……但是，在士兵行列中一动不动地站着，我想起了父亲讲过的他在普法战争中的体验，接着我突然也感觉到他曾向我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即人类尊严的堕落。……它决定了我后来一生中对军国主义的态度” ^[3]。

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玻恩从反感军国主义发展到进一步厌恶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玻恩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表白了自己的态度：“我问自己： 战争的全部意图和目的是什么？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在我的感情世界里，母亲为她唯一儿子以及年轻女人对他夫君的悲伤，相比于国家之间的强有力的战争，具有更大的影响” ^[7]。到了晚年，玻恩对战争的看法更加明确：“我深信： 战争是原始时代的遗迹，可憎而且野蛮……” ^[3]

成熟的认识决定了玻恩在战争期间已经不盲从于他人，而是在行动中坚决捍卫自己的思想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玻恩不得不去为战争服务。他的朋友弗兰克参加了哈伯的化学武器研究小组，但是玻恩拒绝参加：“我讨厌这种化学战争，拒绝了让我参加的所有邀请。我仍然和搞无线电的人混在一起……我们这些人干的活的害处要少得多” ^[3]。

玻恩对待战争的基本原则是： 战争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人类不能把科学技术知识无原则、无限制地用于战争。玻恩常以卢瑟福的一个事例说明自己的观点。纳粹得势后，玻恩和哈伯都逃亡到了英国。玻恩曾想把哈伯介绍给卢瑟福。但是被卢瑟福拒绝了。玻恩对此的理解是：“我相信，他会解释说，要是武器的运用没有道德上的分界，那么破坏就不可能有界限，这会带来文明的终结”^[8]。实际上这也正是玻恩自己划定的科学技术武器化的道德界限与原则。

对待和解决战争问题，玻恩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人类的伦理教育。他说：“只有伦理原则才能保证人们的和平共处” ^[8]。玻恩和爱因斯坦的思想在这里再次产生了共鸣。爱因斯坦1951年说过：“……要是没有‘伦理教育’，人类就不会得救”^[9]。

玻恩尊重生命个性的思想以及对待战争的态度，决定了一旦时机成熟，他一定不会明哲保身，置自己于人类社会问题之外。

2.2 玻恩参与帕格沃什运动的实况

玻恩加入帕格沃什运动只是他对于战争的一贯态度的一次实践。事实上他参加了一系列反对战争和屠杀而呼吁和维护和平的活动：“玻恩是1957年春发表反对西德原子武装呼吁书的十八位哥廷根人之一。他也是反原子屠杀委员会组织的示威游行的参与者。……也是贝特朗·罗素于1963年秋所组织的和平基金会的参与者。他还强烈地反对美国在越南的罪恶战争” ^[10]。

玻恩回到德国时，德国的科学界以及整个德国，对于科学导致的社会问题，还十分淡漠。但是后来德国科学家一度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关注这个问题的典范。这种变化与玻恩个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玻恩在德国从事一些社会活动并产生巨大影响，始于他获得诺贝尔奖次年之初。1955年1月1日，玻恩在《新年献词》 中说到：“在我旅居国外的20年里，物理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是过去那个安宁的纯粹的科学，而已成为各国政治力量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了。……在我看来，德国的物理学家们与那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物理学家们相比，没有清醒意识到这种彻底变化后的形势。在那些地方，任何人都不会逃避发于良心的问题，（都在思索），在威胁文明世界存在的扩军过程中，他愿意合作到何种程度。我经常问我自己：卢瑟福勋爵（如果健在），这位原子核物理学的真正创始者会怎样做呢？……他也许能够通过他的人格力量阻止（物理学的）破坏手段不向政治、 军事无条件投降。……在美国和英国，已经成立了一些协会，目的在于解决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例如美国的‘科学社会责任协会’（S.S.R.S），我就是该会的会员之一。……据我所知，迄今在德国还没有这样的组织，……” ^[11]玻恩不仅在出版物上做这样的呼吁，他在部分德国著名科学家之间开始了一对一的动员，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对于人类的历史责任。

1968年，玻恩总结了自己回到德国后的所作所为及其效果：“当我回到德国时（1964年），（人们）对这些问题（科学导致的社会问题，本文作者注） 似乎毫无兴趣。现在有一个叫做 V.D.W.（Vereinigung Deutscher Wissenschaftler，德国自然科学家联盟）的协会，在这些问题方面进行积极的工作，而且对德国政府不是没有影响的。一份叫做《Atomzeitalter》（原子时代）的杂志出现了，……虽然我的著作和广播讲话常常反对德意志联邦政府的政策，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受连累，相反，却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8]。玻恩指的是，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授予了他最高级的奖励，即德国的有功勋章。可见，玻恩对自己的努力成果是满意的。

帕格沃什运动，有人以“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的发布为开始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说，玻恩也有特殊的贡献。这个宣言中的两个人物，都与玻恩有特殊关系。1954年罗素在BBC做了一个演讲，一些主张与玻恩的一贯思想不谋而合。因此玻恩立即写信予以支持，并提议由他自己去动员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发表一个宣言，推动这一活动。这封1955年1月21日玻恩写给罗素的信，明确提到：“……我想我能召集很多物理与化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一个类似于你的BBC演讲里呼吁世界各国政府的声明……”^[12]正是玻恩的这个倡议，定下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基调。罗素于1月25日给玻恩的答复中说：‘在我看来，你计划召集大批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获得者，签署一个给各国政府的声明，是一个好计划’” ^[2]。文献[2] 指出：“罗素联络签名支持宣言的第一个科学家是爱因斯坦。1955年2月11日，他写信给爱因斯坦，征求他的意见。爱因斯坦于2月16日回信表示赞同。4月5日，罗素把宣言草稿寄给爱因斯坦。4月11日，爱因斯坦给罗素回信，同意签署宣言，并把自己的签名寄给他” ^[2]。

事实上，在罗素致信爱因斯坦之前，玻恩就已经至少在两封致爱因斯坦的信中提到了类似想法。第一次，比罗素的演讲还早一个月左右。第二封信早于罗素向爱因斯坦介绍了罗素的演讲并建议爱因斯坦对它要有所关注。这事实上在他与爱因斯坦的友谊基础上，为其后罗素与爱因斯坦的合作起到了牵线搭桥的媒介作用。帕格沃什运动研究专家布彻在著述中提到了在罗素演讲之前一个月玻恩给爱因斯坦的那封信：“事实上，1954年11月28日，在罗素‘人之祸’演讲之前，麦克斯·玻恩就已经在一封给爱因斯坦的信里提到，他准备组织一些科学家同事采取行动：‘……我正在想用我现在的名声（作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努力尝试去激发我们同行，面对研究、制作出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惧的炸弹的良知’” ^[6]。罗素的研究者格里芬，研究玻恩与罗素的通信后说：“玻恩一直在想着搞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签名的对政府的呼吁书……他写信征求罗素的意见。罗素急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Russell jumped at the opportunity）” ^[13]。

玻恩在1955年1月29日致爱因斯坦的信中，谈了科学家的责任问题，玻恩说：“关于这些事情，我想了很多，并且已经联系了罗素。他在英国做了一个很有效果的广播讲话，……我将让你知道这种讨论是否可以得出一些或者私下之间的，或者影响深远的结论” ^[14]。基于此，布彻认为：“玻恩给爱因斯坦的信为宣言奠定了基础（Born’s letter to Einstein, which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Manifesto）。（玻恩的信）比罗素2月11日给爱因斯坦的信……几乎早两个星期。具有讽刺意味的（Ironically） 是，在罗素致爱因斯坦的信中，罗素丝毫没有提到玻恩（Russell did not mention Born at all）” ^[6]。这是玻恩的命运： 总是能提出超前的思想，又总是被他人故意或不故意“忘记”（玻恩在科学上的很多贡献的遭遇也是如此，参见文献[15]）。对于出现这样的结果的个中原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暂不予探讨。需要指出的是，玻恩对于帕格沃什运动的特殊作用被忽视，不止这一次。由玻恩最早提出构想并积极鼓动科学家参加的帕格沃什运动，玻恩最终显得却极其无足轻重。有的影响力很大的文献也持这种态度：“这篇宣言直到7月9日才由罗素在伦敦公开发表。……当时在宣言上签名的除了罗素和爱因斯坦外，还有美国的布里奇曼和缪勒；英国的泡威尔和罗特布拉特；法国的约里奥-居里；波兰的英费尔德；日本的汤川秀树……不久后，西德的麦克斯·玻恩和美国的泡林也签了名” ^[9。最早的倡议者，在这样的文献里，变成了“落后” 的尾随者。

玻恩于1955年之初发表新年献词之后，他在向罗素写信提出倡议的同时，另一方面，他给在德国的哈恩等人写信，谈及此事并得到了哈恩等人的积极响应。在德国，这就是玻恩和哈恩等人后来起草和签署的“迈瑙宣言” 以及“哥廷根宣言” 之肇始。

3 玻恩致力于科学社会问题的个人深层原因

冷战时期一些国家利用新科学制造具有威慑力的武器，威胁人类文明的存在的现实，对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的身心构成巨大的冲击。帕格沃什运动可以看做是由这一部分科学家构成的科学共同体，对这种冲击施加的一种积极的反作用的结果之一。帕格沃什运动，不是这种努力之始，更非这种努力之终。帕格沃什运动达到了策划者们的初始预期，也实现了物理学家玻恩的部分社会愿望。

玻恩对于核武的危害有特殊的感受。一方面，他为自己没有涉身相关研究而庆幸。另一方面，海森堡、费米、奥本海默以及泰勒等人，都是玻恩的学生。而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和这些人的工作有最直接的关系。因此，玻恩认为自己对核武时代的到来有间接的责任。他单纯地认为，核武时代的到来以及形成的巨大灾难性威胁，是他的这些学生聪明而不明智的行为的结果。他说：“我感到，如果他们从我这儿学到的只是研究方法而没有别的东西，那我就该受到责备”^[8]。

玻恩之所以非常关切这个时期人类的处境以及出路，还有更深层的因素： 其一，就是前面所述的他自幼受到的父亲思想的影响； 其二，玻恩对哥廷根有特殊的情结，那里的几位大师对国家与社会的批判精神，对玻恩的影响极其深远：“两位伟大的数学家（ 指希尔伯特、闵可夫斯大基） 看待世界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从他们那里不仅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数学知识，而且也学到了更为重要的东西：对社会和国家的传统制度的批判态度，我把它寄于我的终生” ^[8]。

玻恩致力于联合科学家向社会表达科学家的心声的做法，也是他灵魂深处哥廷根基因在潜在地起着作用的结果：“哥廷根大学有某种政治抗议的传统，这也象它的数学物理传统一样古老。在高斯的时代，7位著名的教授……曾建议废止自由的汉诺威宪法。他们后来被解职，引起遍及欧洲的一场愤怒的浪潮。1933年，大约100年之后，库朗、玻恩和弗兰克考虑按照哥廷根7人的精神（对纳粹的迫害行为，本文作者注）进行联合抗议……” ^[15]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玻恩认为核武的出现使人类陷入了最严峻的境地，但是放弃核武不是他期望的终极目标，他最终期盼终止的是全部的现代战争和杀戮。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发表之前，1955年3月18日在一次名为《原子时代的发展及其本质》的演讲中，玻恩已经明确指出：“从道德观点来看，战争走向现代野蛮主义的决定性一步，就是总体战的观念的出现。即便没有原子武器，使用普通炸弹再加上化学毒气和细菌毒素的战争导致的后果，也是足以令人震惊的。不论从道德方面来说，还是从具体事实来看，单独禁止原子武器是不合理的。人类只有一劳永逸地废止一切通过战争使用武力，才能获得拯救” ^[11]。

玻恩是理想主义者，他所期待的是科学永远远离战争和杀戮：“我们希望，让我们的美好的科学重新仅仅为人们的幸福服务，而不被滥用于达到已过时的政治目的”^[10]。

4 对玻恩投身于解决科学社会问题行为的评价

　　年迈的玻恩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责任，付出了许多。恰如古斯塔夫·玻恩所说：“他关心的主要问题当然是核物理学在战争与和平上的涵义。但也有其他，即他称为我们科学时代的病症的诸如火箭学和空间旅行。当我父亲返回德国时，公众对这些问题似乎很不关心。当他和具有类似想法的朋友，著名的留在德国的奥托·哈恩和在其他地方的爱因斯坦、 贝尔特兰·罗素以及很多别的人，用科学发现及其在技术上的利用的革命性涵义去质询、挑战公众舆论时，情况迅速改变了。……父亲也是帕格沃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一直不知道疲倦地通过讲演、广播、在报上写文章以及同各阶层的人们（从邮递员到政府部长）谈话，努力使自己的观点被大家所接受。我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他对人的劝说既明白又诚恳，给全世界很多人，尤其德国的年轻一代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印象” ^[3]。做到这一切，对于年迈而一直多病的玻恩，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没有顽强的精神力量的驱动，他是无法做到的。

玻恩以年迈之躯投身思索科学社会问题的根源，并投身于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运动之中，虽然在有些学者那里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他的卓越努力，还是得到了人们的高度好评和敬仰。

在德国有一个历史可以追溯到1539年的中学。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个学校要改校名。“在大量的建议中，原子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麦克斯·玻恩的名字被选中了” ^[17]。于是在德国现在就有“麦克斯·玻恩中学”。玻恩获此殊荣，并非单单凭借他的科学贡献。玻恩得到如此礼遇的理由是：玻恩是一个普及公众政治常识以及唤醒自然科学家社会责任的倡导者，他在理智应用知识方面很富有社会责任感。

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真正的醉心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正如贝尔纳所说，为了得以满足他研究的好奇心，“他愿意适应任何一种生活，只要这种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上对他关心的主要是也干扰极少。……只要科学本身不受威胁，大部分科学家可能都是最恭顺的公民” ^[18]。玻恩所处的时代也大抵如此。1963年3月19日海耳布朗采访曾做玻恩助手的海特勒时，谈到科学家对于科学的社会问题等的态度，海特勒说，很多科学家无视这个问题，“仅有很少的物理学家对此有反应。象我说过的，玻恩是其中一个，迈特纳是另外一个（关心此事的物理学家）。还有若干年轻的物理学家也在其列。但是多数物理学家对此没有反应”^[19]。

一个科学家的世界观和社会责任感的产生机缘各异。但是在玻恩身上我们看到是先入为主这条老教学规律起了作用。玻恩自己把他对待生命的伦理思想之根，归宿到幼小时受到的父亲的影响。这种影响，随他亲身经历军队对人的个性和尊严的扼杀和漠视，以及目睹在战争中生命的死亡进而深入对战争和政治行为的反思，然后得以巩固放大，发展成为他对待生命、对待他人、对待人类的一贯伦理思想原则。这对于我们培养今天和未来的科学家的世界观和社会责任感，是极好的启发。

5 结语

在中国科学家还是具有极强社会公信力的阶层。以伽利略、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等为代表的科学家，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里仍然是人类善良、勤奋、坚持真理、追求正义的高尚代表。

然而，近年来，学术腐败问题成为国人关心的焦点之一。学术腐败，大家直接注意的似乎是学术造假。而学术造假的背后“动力” 是对国家和社会资源的非正当的觊觎与攫取。

国家巨额资助的“汉芯” 项目以“汉芯造假事件”被证实而终结； 有科研工作者的文章或**或涉嫌篡改实验数据； 有名校领导、博导陷入学术丑闻； 更多人越来越相信重要国家基金申报中存在少数人的霸权……诸如此类的事件都说明，中国的科技队伍中不但有人丧失了真正的科学家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而且部分人已经沦为社会蛀虫，他们对国家科技资源的霸占使得真正需要资助的人员被剥夺了得到资助的机会。这些蛀虫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势力。

这些不正常现象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社会的、历史的、观念的、时代的等等原因。要想杜绝或尽量减少这类现象，也需要多方面努力。在这多方面之中，就应该包括学术界对相关问题和现象的产生做认真的深入分析。而解决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探讨如何才能更好地培养科学技术人员的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感。而研究具有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热切关心身边的民众、关心人类未来的科学家，将是我们获得一些答案的最好途径之一。麦克斯·玻恩就是这类优秀科学家的典型代表。此即本文在这一领域研究他的主要用心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约翰·齐曼著, 许立达. 知识的力量[M]. 李令遐, 许立功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97.

[2] 游战洪, 刘钝. 论帕格沃什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其意义[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5(4): 345-362.

[3] Max Born. My Life[M], London: Taylor & Francis Ltd, 1978. Preface; 296; 23; 23-24; 112-113; 261; 73; 168; 261; 296-297.

[4] 游战洪, 刘钝.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科学社会学解读[J], 科学（上海）, 2005(5): 24-27

[5] 刘义保, 辛向东. 德国大学城透视[J], 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3):284.

[6] Butcher S I. The Origins of the Russel-Einstein Manifesto[M]. Pugwash History Series Number one. http://www.pugwash.org.

[7] Jost Lemmerich: Science and Conscience, the World of two Tomic Scientists[M], London: Science Museum. 1983: 10.

[8] Max Born. My Life & my View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8, 196; 81-82; 45-46; 110; 19.

[9] 许良英, 赵中立, 张宣三 编译.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 商务印书馆, 1979: 293-294; 340.

[10] [德]弗里德里希·赫尔内科著. 原子时代的先驱者·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传记[M]. 徐新民, 贡光禹, 郑慕琦译.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1,309-310; 310.

[11] Max Born: Physics in my Generation[M]. London &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56: 223-224; 218.

[12] Jost Lemmerich (translated by J. V. Rosenthal, A. Q. Morton). Science and Conscience, the World of two Atomic Scientists[M]. London: Science Museum, 1983:42.

[13] Nicholas Griffin, ed. .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 The Public Years, 1914-1970[M].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486-488.

[14] Max Born. The Born-Einstein Letters[M]. England: Macmillan, 2005,228-229.

[15] 厚宇德. 玻恩对量子力学的实际贡献初探[J]. 大学物理, 2008(11), 40-49.

[16] 康斯坦丝·瑞德著. 库朗: 一位数学家的双城记[M].  胡复, 杨懿梅, 赵慧琪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2, 180.

[17] http://www.max-born-gymnasium.de/willkommen_eng.pdf.

[18] J. D. 贝尔纳著. 科学的社会功能[M]. 陈体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518.

[19] Thomas S. Kuhn, John L. Heilbron, Paul Forman, Lini Alle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Quantum Physics,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Independence Square ? Philadelphia, 1967, E1, Reel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