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一部分回顾了将传统工艺视为“社会 － 技术综合体” 以及“文化实践” 的研究。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对称关系以及技术活动中异质性因素的相互作用，通过“社会－技术综合体”这一概念，研究者能够全面关注技术实践中的社会资源、行动者的社会身份认同及其相互关系，艾约博的《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便是此类研究的代表；另一方面，将技术视为文化实践的研究拓展了传统工艺的符号学维度，将技术活动中行动者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纳入分析框架。这种视角使得行动者的意图得以更好地解释，揭示了技术实践中的文化性和历史性。这一拓展对于理解非西方语境中的中国传统工艺十分有利，能够揭示影响实践活动中发挥效用的本土（vernacular）文化框架。然而这两个进路存在对于物质性因素关注不足的问题。

在第二部分，本文提出技术史研究在吸收文化研究理论资源的同时还应兼顾物本身的物质性维度。这首先需要对“物”进行重新理解，将之视为有活力的材料的聚集，在此基础上提出将传统工艺的制造视为生长过程，不仅仅是物的形式从中生长出来，匠人与集体也在不断生长。 因此在方法论上，本文提出的第一个步骤是关注制造过程中“材料-环境-人的身体与思维-工具”的具体交互方式，分析每一个因素在制造过程中发挥的效用，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助于加深对于物究竟如何参与到技术活动当中的理解。

方法论的第二个步骤主张追随正在发生的事情，追踪成为匠人与匠人群体的多重足迹，意在将微观的制造过程与中观、宏观的个人集体勾连，从更为情境化的角度理解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工匠个体的行动意图与社会互动以及物质在其间发挥的作用。对物质性的关注提醒研究者，不论是在传统工艺制造活动中还是在对传统工艺制品的消费、使用中，人－物－环境间的符号性关系与物质性关系永远是混合在一起而不能被清晰分开的。以物为中心，技术史关注的技术问题、工艺美术史关注的风格问题、人类学与民族学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之间实则具有内在连续性。在此，物本身的多重维度和模糊性为各学科提供了一个对话空间，为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跨学科思考提供了方法论，为超越文化－自然对立、人－物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方式提供了可能性。

基于以上的梳理，我们对传统工艺的未来研究提出了新的展望，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第一，中国独特的材料观。在现代技术中，材料的活性常被忽视，材料被固化为功能化的惰性参与者，而上文揭示出，材料活跃地参与世界，并非惰性。中国传统工艺中蕴含了对物的生态性的丰富理解，展现了材料作为活跃参与者的潜力，且与地方生态、文化知识交织在一起。如《考工记》中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要求工匠主动体认材料之美才能制造出良器。 笔者在对北京地区雕漆技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雕漆艺人在言语中隐含地认为“漆”这种非人材料具有活性：“漆咬人”，漆有自己的“脾气”，调制好的漆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变化，刚开始涂装时结膜干燥很好，过一段时间就有漆不好用不易干的情况。从这些措辞中可以看到，在雕漆的过程中，漆并不是一种全然没有生机，任人摆布的工具对象。 基于此，重新梳理中国传统工艺中隐含的材料生态性要素，有助于凝练出对当下技术高度发达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的应对可能性，发展出生态友好的技术路径。

第二，技能反映的人－技术－自然关系。技能不单纯是知识的积累或身体操作的熟练程度，而是从嵌套于特定环境中的动态互通中发展出来的。这种视角突破了传统的技能认知，将技能视为人与材料、环境之间的协调机制。技能的存留不仅是知识的延续，更是人与技术、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体现。现代技术思维将时间视作均质的标度时间，将自然完全对象化为资源，而将技术视为纯粹的工具，人类主体则可以无限扩张。而在新的视角下，时间是什么、以往理解中的客观世界究竟如何存在、人类生活世界意义的生成方式、人与世界的关系都需要被重新理解。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工艺技术过程中技能运作的具体机理，有助于揭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的手工技艺如何调和自然、文化与技术的张力，并为当代社会提供一种不同于现代性方案的关系模型。

第三，中国古代技术系统中的匠人与匠人群体。中国古代的技术系统蕴含了人－技术－自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过程性角度出发，参与其中的工匠个体与群体既是文化逻辑的体现，也是环境和社会条件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在实践中，工匠个体并非被工具和技艺单向塑造，而是在与工具、材料和环境的长期交互中不断生成，经历动态变化。这种生成不仅依赖于技术操作本身，也受到工匠所在社会文化网络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技艺的传承和实践过程沉淀了特定的内涵与行为模式，并形成较为持久的风格与技术文化。由此视角进行案例研究，有利于揭示作为地方性实践的中国古代技术系统参与生成工匠个体与群体的深层机制，而非如现代社会将人当作原子化的先验个体。

第四，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工艺的独特生长路径。对材料观念与工艺过程重新理解，有利于揭示匠人与活性材料互动所产生的共同的身体与情感经验，以及由此生成的文化共同体。一方面，探讨物质性因素如何参与塑造匠人及群体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及意义生成；另一方面，也尝试思考纳入物质性视角后，中国传统工艺中技艺、个体与共同体的变迁过程。当前，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存在遮蔽工匠个人生命经验中内在个体化力量的风险。这种情况不仅削弱了传统工艺自身的再生能力，也使非遗保护过度依赖于外部规训。应当通过细致分析匠人及匠人群体复杂的个体化生成过程，重新激活这种被忽视的内在力量，为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参考。

本文的回顾及对相关传统工艺案例研究的深化思考指向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对于传统工艺问题的研究需要综合考虑社会、文化、物质三个层面的因素，并且以一种过程性、生成性、关系性的视角关注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尺度的传统工艺实践中不同因素之间协调。传统技术史研究仅将物质视为惰性材料以及人类活动的背景板的看法存在不足。引入“材料活性”概念，不仅帮助我们揭示人－物在微观层面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将文化与社会的生成过程纳入动态理解视野，也促使我们在方法论上从主体中心主义转向对物质能动性的重视，从而突破了以社会结构或个体意图为依据的单一解释路径。

文章信息：

钱瑜阳,章梅芳.物人互融互生：关于传统工艺属性及其研究的再思考[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5,41(09):127-135.DOI:10.19484/j.cnki.1000-8934.2025.09.015.

作者简介：

钱瑜阳（1998—），女，浙江杭州人，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史、传统工艺；

章梅芳（1979—），女，通讯作者，安徽望江人，哲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与社会、传统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