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釉里红（元代）

         人类应用含铜原料为玻璃和陶瓷施以红色具有很长的历史。铜红最早的使用应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新王国时期（New Kingdom of Egypt）的玻璃，而后欧洲铁器时代（约公元前4世纪）金属制品上的红色镶嵌玻璃也兴盛一时。铜红在中国陶瓷上的应用始于唐代邛崃窑、长沙窑的铜红釉，而宋代钧瓷铜红釉将这项技术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元代釉里红和明代早期祭红釉在景德镇的烧制成功使这一技术达到了顶峰。明代中期开始，景德镇釉里红和祭红釉产品出现明显断档，成功烧制的产品凤毛麟角，内廷对铜红釉制品的订单数次被矾红釉上彩代替。直到清康熙朝，釉里红和祭红釉产品才重新出世。成分分析的结果表明康熙釉里红与元代、明代早期釉里红的成分差别较大，所以有学者认为清代釉里红技术是对失传的釉里红工艺的再发明。

釉里红玉壶春瓶 （元代）

        釉里红和祭红釉产品在明代中晚期断档的具体原因是学界尚未明确的一个问题。目前学者所持观点无非“工艺失传说”与“原料断绝说”两种。工艺失传说意指景德镇明代中期铜红工艺的传承中断，导致釉里红无法成功烧制，此说法比较笼统缺乏具体论据支持。原料断绝说意指景德镇生产铜红釉的特定原料中断，导致铜红制品生产中断，进而工艺失传。支持此说的证据主要来源于明代晚期有关鲜红土断绝的几条文献记载。鲜红指铜红釉，如王世懋在《二酋委谭》中记载：“嘉靖间回青虽盛，鲜红土断，烧法大不同前”。“穆宗登极，诏发宣德间鲜红样命造，抚臣徐拭力言此土已绝，止可采矾红。”

 

釉里红盘（明 洪武）

        本文作者也基本支持原料失传说，原因是通过对元代和明代早期釉里红样品的科技分析发现，釉里红色料区域存在铜、砷元素共存现象[1-2]。此现象除了在明代早期的祭红釉中发现以外，并不见于中国其他各历史时期祭红釉。这一现象说明元代及明代早期釉里红和明代早期铜红釉，在原料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通之处，而与其他时期不同，窑口的铜红釉配方不同。长沙窑铜红釉和钧窑铜红釉中都检测到了锡、铜元素共存现象。这一现象被归因于锡青铜氧化物或锡青铜炉渣可能被用于原料制作此二窑铜红彩料。景德镇清代釉里红配方在几种不同的清代文献中有所记载。康熙朝旅居景德镇七年的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写给教会的第二封信中记载釉里红色料是由红铜（氧化层？）粉末及一种红色（或黄色）明矾石配成。1900年Vogt发表的景德镇釉里红彩料成分测试配方为：铜花，紫金土（高铁黏土）和石灰石粉。文中Vogt还透露，提供给他此彩料的人告诉他此物的配方为：铜花，紫金土和玛瑙石粉。

        关于元代、明代早期釉里红具体成分的问题，相关学者也曾做过讨论。由于铜和砷的共存，所以铜砷的硫化矿物如硫砷铜矿、黝砷铜矿做原料的可能性都有被提及[2]。但由于直接还原硫化矿的难度较大，这些矿物直接被用来配制彩料的可能性不大。它们的氧化物，无论是矿点原生的氧化物，还是在作坊加工（如用火焙烧）生成的氧化物，则有可能充当元代与明代早期釉里红的原料。

 

拉卡（Raqqa）Lustre瓷碗 （12世纪晚期-13世纪早期）

        在文献检索过程中，一类伊斯兰铜红釉陶瓷（copperred Lustre ware）引起了我的注意。伊斯兰铜红Lustre ware的呈色机理与釉里红基本一致，都是由玻璃中含cu0和/或cu+胶体颗粒在蓝绿波长（400~550 nm）处的强烈吸收造成的。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釉里红是釉下彩一次烧成，Lustre ware的装饰即Lustre彩是一种釉上彩需要二次烧成。Lustre彩陶瓷在公元9世纪阿拔斯王朝（Abbasid period）的伊拉克地区首次出现，后来伴随着王朝的扩张，该技术被传播到了埃及、波斯地区和利比里亚半岛，15世纪以后又进一步传播到了意大利。Lustre 彩技术的传播深刻的影响了后来欧洲的陶瓷技术，至今lustre ware还是很多欧洲国家重要的传统陶瓷类型。

 

卡尚瓷砖（Kashan tile）（13世纪）

        11-14世纪是Lustre装饰最为兴盛的时期，埃及法蒂玛王朝后期陶瓷（Fatimid pottery），叙利亚阿尤布时期米纳伊陶瓷（Tell Minai ware），拉卡陶瓷（Raqqa ware），伊朗塞尔柱时期陶瓷（Saljuq pottery），都是以Lustre 彩作为重要装饰手段，金色和红色是Lustre彩中的主要颜色。研究伊斯兰陶瓷最为重要的文献，伊朗卡尚陶瓷（Kashan pottery）传承家族成员阿布尔·卡西姆写于1301年有关陶瓷制作的记述中，存在Lustre彩料配方的相关记载[3]。该文献记载的金色Lustre彩配方组成为：雄黄和雌黄、金色和银色的白铁矿石，一种黄色硫酸盐，焙烧铜及银粉。由现代科技分析结果可知，金色Lustre彩和红色Lustre彩最大的区别即在于银元素的存在与否。金色Lustre彩含银，红色Lustre彩往往不含银，其余元素成分类似。雄黄（As4s4）和雌黄（As2s3）是砷的硫化矿物，所以铜、砷共存现象在13-14世纪卡尚陶瓷（Kashan pottery）的Lustre彩配方中应有出现。卡尚陶瓷Lustre彩中的铜、砷共存和元代与明代早期中国釉里红中的铜、砷共存是否有关联呢？还是这仅仅是一个巧合？

         卡尚陶瓷是11-14世纪Lustre彩兴盛时期最后一个重要的类型，卡尚地区也是这一时期最晚衰落的重要陶瓷产地。随着蒙古帝国对波斯地区的征服，卡尚地区划归到了伊尔汗国的疆域。由于伊尔汗国与元朝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往来，在13世纪末期，卡尚陶瓷中产生了受中国陶瓷影响的因素[4]。而后在14世纪初，釉里红和元青花又相继在景德镇烧制成功。元青花的出现是受到伊斯兰钴蓝陶瓷启发这一观点现已基本在中国古陶瓷学术界达成了共识，而且元青花所使用的青料也很可能来自于波斯地区，甚至可以说来自卡尚地区。阿布尔·卡西姆对陶瓷生产的论述中记载了名为Sulaimani的含钴矿料，它很可能就是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进口苏麻离青[5]。

         既然元青花的出现与伊斯兰陶瓷启发有关，比元青花出现还早一些的釉里红也应有可能受到了伊斯兰陶瓷Lustre彩的启发。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拿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但相同的呈色机理，相通的配方，相似的外貌，相近的存在时间，以及两大陶瓷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惺惺相惜，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本文是作者近期思考的一个初步整理，请各位老师同行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承焕生, 张正权, 林尔康, 黄云鹏. 元代釉里红的PIXE研究. 古陶瓷科学技术5:2002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上海, 2002: 275-278.

[2] R. Kerr, N. Wood. 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V: 1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4:658.

[3] J. Allan 著, 温睿, 李保平 译. 阿布尔·卡西姆(Abu’l-Qasim)关于陶瓷的论述.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1. 03: 006-020.

[4] T. Pradell, J. Molera, A.D. Smith, M.S.Tite. Early Islamic lustre from Egypt, Syria and Iran (10th to 13th centuryAD).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5 (2008): 2649-2662

[5] R. Wen, A.M. Pollard. The pigmentsapplied to Islamic Minai wares andthe correlation with Chines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Archaeometry. 58, 1(2016) 1-16.

作者简介：

马泓蛟：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师博士后；研究领域：陶瓷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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