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史》 “ 钢铁冶金 ” 分册述评

 

梅建军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V: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11: Ferrous Metallurgy, by Donald B. Wagn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8. 478pp, 48 plates, 139 figures, ￡139[(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化学与化学技术，第11分册：钢铁冶金，著者：(丹麦)华道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478页，48幅图版，139幅插图，139英镑]) ISBN9780521875660

    李约瑟(J. Needham, 1900-1995年)博士的系列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自1954年出版第1卷以来，迄今已出版了24个分册。最近出版的两个分册分别是“陶瓷技术”(Ceramic Technology)与“钢铁冶金”(Ferrous Metallurgy)，两者均归属于第5卷即化学和化学技术卷，是该卷总计14个分册中的第12和第11分册。“陶瓷技术”分册出版于2004年，而“钢铁冶金”分册出版于2008年 ^[1]，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家族”中最新的成员。李约瑟虽于1995年以95岁的高龄归依道山，但他开创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举世瞩目的事业却并未中止，“钢铁冶金”分册的面世，可以说为这一事业掀开了新的篇章。

    对于中国古代的钢铁技术，李约瑟很早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早在1956年，他就撰写了《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in China)一书，于1958年由英国纽卡门学会(Newcomen Society)正式出版 ^[2]，是当时用英文撰写的第一本有关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专著。该书主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和阐述，探讨了中国古代钢铁冶炼和加工技术的发展历程。全书正文虽仅有48贞，但却提出了有关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比如生铁冶炼、坩埚炼铁、鼓风高炉、铁文化西传、钢的强化、灌钢、脱碳成钢和“乌兹( Wootz)”钢，等等。

    在1980年出版的由沃泰姆(Theodore A. Wertime)和穆利(James D. Muhly)主编的论文集《铁器时代的到来》( The Coming of the Age of Iron)中，收入了李约瑟的一篇题为《东亚和东南亚钢铁技术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的文章 ^[3]。该文基本重申了他在1958年专著中的主要论点，但补充了他对东南亚钢铁技术发展的看法。该文后经王渝生和史放歌译成中文，收入到由潘吉星主编的《李约瑟文集》中。该文集于1986年出版，是为祝贺李约瑟85岁寿辰而令门编译集成的 ^[4]。

    直到1979年，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计划中，“采矿和冶金”仍是第5卷第6分册“炼金术的发现和发明”中的一章(即第36章)，其中包括3节，即采矿技术、有色金属冶炼和铁冶金术 ^[5]。大约就在这一时期，李约瑟意识到自己已无力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与冶金相关章节的写作，开始寻求合作者。1978年，尚在研究中国数学史的年轻学者一华道安( Donald B. Wagner)有机会与研究中国青铜技术史的著名学者巴纳(Noel Barnard)教授交谈，经后者提示，意识到中国钢铁技术史尚有大量课题有待研究，遂决定放弃数学史而改攻钢铁技术史，并为此从1981年开始学习冶金学([1]，作者前言，xxix页)。根据李约瑟研究所收藏的档案资料，李约瑟与华道安初次见面是在1981年；1982年李约瑟即决定邀请华道安负责“修汀”他1958年专著，通过补充新资料，来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钢铁冶金”章节的写作([1]，总编前言，xxvii页)。当时的李约瑟怎么也没想到，原划用一章写成的“采矿和冶金”，内容竟是如此的丰富，后来不得不扩充成第5卷中的3个独立的分册，即第13分册“采矿”、第11分册“钢铁冶金”和第14分册“有色冶金”。“采矿”分册于1999年出版，作者是美国丹佛大学的葛平德(Peter J. Golas)教授；“钢铁冶金”分册于2008年出版，即是本文的评介对象；而“有色冶金”分册至今仍在写作之中。当华道安于20世纪80年代初决定接受李约瑟的邀请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决定竟意味着他的后半生将与中国钢铁史研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他也没有想到，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竟会用去整整26个年头。

以上介绍了华道安所著“钢铁冶金”分册的一些背景情况，下面我将从“结构与内容”和“写作特点”两个方面对该书进行介绍和评论，以期对推动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1 “钢 铁冶金 ” 分册的结构与内容

    全书共分9章：第1章是一个简短的导言，而第2章虽被称之为“方向导引”(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实际意义其实远非如此；接下来的6章大致按时代排序，从先秦两汉直到明代；第9章最为特别，所关注的是中国对现代钢铁技术的贡献。最后还有一个极简短的“跋”，作为全书的结尾。

    在导言(第1章，1-4页)中，华道安表明了他的研究思路或理念，指出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钢铁技术木身的发展，而且是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对技术发展的制约或影响，比如钢铁业发展中政府的参与或控制作用。他强调，钢铁的生产和使用必定是在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或背景(context)下实现的，也必定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对农业和战争。这一章不仅对全书的结构与内容做了鸟瞰式的概述，而日也为其主旨设定了基调。

    第2章( 5-82页)题为“方向导引：近世中国传统铁业”(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 Industry in Recent Centuries)。这一章以多达70多页的篇幅，为我们描述了近几个世纪中国传统钢铁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其中包括了4个典型案例，即河南的小规模铁厂、四川的大规模铁厂、山西的坩埚炼铁、以及广东的炼铁厂。他所使用的主要是文献资料，尤其是19世纪后半至20世纪初西方一些工程师在中国进行地质和矿业调查的报告。把近世传统钢铁技术置于书前而非书后，并名之为“方向导引”，华道安显然是有意为之。这其实反映了他的一种治学“偏好”。回顾起来，华道安最早的一部著作是1985年出版的《大别山：20世纪河南南部的传统中国产铁技术》(Dabieshan: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production Techniques Practised in Southern Hen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6]。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已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仔细研究20世纪仍在使用的中国传统工艺技术，将为理解和解释考古遗存和文字史料提供一个基础，从而有助于中国古代技术史的研究。1997年，华道安又出版了《传统中国铁业及其现代命运》(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 Industry and its Modern Fate) ^[7]一书，再一次展现出他对中国传统工艺技术的持久兴趣和重视。该书其实也形成了本章的雏形。从某种意义上讲，华道安的中国钢铁史研究正是从传统中国钢铁技术起步的，而日他始终张调以传统中国钢铁业为参照来认识古代钢铁技术的发展。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把传统中国钢铁技术置于第2章，并称之为“方向导引”，其目的就是希望读者一通过阅读此章，对中国的地理背景和文化多样性特征有一些基木了解，同时一也对钢铁冶炼工艺的一些基木概念形成初步的认识。更进一步推测，他或许还希望读者如他那样“由近及远”地走入中国古代钢铁史的世界。不过，并非每位读者都能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这一章的篇幅实在太长了，内容也较独立，其实不太适合作为所谓的“方向导引”。所以，对某些读者而言，也许等读完其后各章再回过头来读第2章会更自然、顺畅一些。

    以下6章大致按时一代顺序排列。第3章(83-114页)所论为“铁在中国的最早使用”(The Earliest Use of Iron in China)主要是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两个方面探讨铁在中国的最早出现和使用。这一章特别值得一读，因为它所阐述的新观点，包含了华道安对他自己的挑战和否定。在他1993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古代钢铁技术》(Iron and Steel in Ancient China) ^[8]一书中，华道安曾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即冶铁术是公元前5世纪初在中国南方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最早使用铁的地区是吴国而非楚国或秦国。现在他已完全放弃了这一假说，转而接受冶铁术自西方传入中国的观点，因为考古证据表明“人工冶铁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使用肯定远早于南方地区”([1]，88页)。不过，他仍然坚持：“尽管熟铁和块炼铁的使用始于中国西北，是从西方传入的一种技术，但铸铁却是中国的发明，而且看来是始于南方的吴国或者楚国”([1]，105页)。他还认为，鼓风竖炉(Mast furnace)也起源于中国南方，而且与吴国铸造青铜农具的发展有关([1]，107页)。在本文作者看来，无论是生铁还是鼓风竖炉，要论其起源仍嫌过早，毕竟考古证据还很不充足，比如说在山西天马一曲村曾发现2块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铸铁残片，年代约为公元前8-前7世纪([9]，384-385页)，就与华道安所坚持的见解有些抵触。对这样早的铸铁发现，华道安也已注意到，但他仍持保留态度，一则是因为其出土时的考古背景记载不清楚，二则他怀疑此生铁残片也可能是制作块炼铁过程中偶然获得的，因为在发掘欧洲早期块炼炉的过程中，也有无数生铁残块的发现([1] ，104-105页)。关于人工冶铁最早的用途，华道安认为中国的情形与西方有可比之处，最早可能是作为豪华武器(luxury weapons)中所用陨铁的一种便宜的替代品(a cheap substitute，114页)。这里的“便宜”或许只是相对陨铁而言，因为人工冶铁最早在中国出现时，应该也是稀有而昂贵的，不然不会用它与玉或金搭配做成复合器物，如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所出的玉柄铁剑、陕西宝鸡益门村2号墓所出的金柄铁剑等 ^[10]。总之，第3章的内容相当丰富，除以上提到的见解外，还有讨论涉及铁在新疆和朝鲜的最早出现和使用、以及冶铁术自西向东的传播路线等。

    接下来的一章(115-170页)题为“公元前3-前2世纪的繁荣铁业”(The Flourishing Iron Industry of the 3rd and 2nd Centuries)所论正是中国古代钢铁技术最具创新活力的一个时期。华道安在这一章讨论了5个问题：一是铁的广泛使用；二是锻造技艺；三是铁厂和铁厂主；四是铸造技艺；五是可锻铸铁。在他看来，只是到了公元前第3世纪，铁才在中国得到广泛地使用，各种制作和加工技术也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个铁业的繁荣。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新的工艺，比如锻制兵器时的淬火强化工艺和叠铸工艺等，但影响最大、意义最深远的则是可锻铸铁的发明。这一发明就是通过退火热处理，使脆性很大的生铁经脱碳或石墨化转变成具有一定韧性的铁，从而使铁可以做成生产工具，得到广泛地使用。华道安特别强调了韧性铸铁发明的意义，认为这是一种经济的材料，可以实现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制成农具和工具，从而对当时的农业和社会的其它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一章中，华道安还用较长的篇幅，讨论了铁制兵器在秦国兴起中是否起到作用，或者一说秦国在武器装备上较之其它国家是否占有优势，尤其是在铁剑的使用上。他通过对考古资料的考察，指出没有证据证明在秦国征服南方的楚国之前(公元前278年)，铁兵器在秦国有显著的使用、或比楚国更强一些([1]，128页)。他推断秦国之强可能不在铁兵器本身，而在铁兵器生产的组织上。这一观察颇有新意，值得收集更多的考古和文献证据，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第5章(171-248页)讨论了“汉代国家对铁业的垄断”( The Han State Monopoly of the Iron Industry)，是华道安注币钢铁技术发展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集中体现。早在2001年，他就出版了《汉代中国的国家与铁业》( The State and the Iron Industry in Han China) ^[11]一书，本章即脱胎于该书。华道安认为，政府涉入铁业的管理和控制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出现，但只是到汉代，政府对铁业的全面垄断才完全建立起来，这一事实对理解汉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本章共有5个小节，前4个小节都被用来讨论铁业官营的问题，分别为官营垄断概述、盐铁论、铁业垄断的管理(铁官)、垄断及反垄断的缘由；仅最后1小节论及这一时期技术本身的发展，包括冶铁遗址的考古发现、鼓风竖炉、化铁炉、水力鼓风和精炼炉(fining hearths)。在这一章中，有关《盐铁论》的分析尤为细致，展示了华道安对古文献的熟练把握和运用；有关铁官的讨论也极详尽，不仅汇集了大量的文献史料，来说明各地设置铁官的情况，而且列举出充分的考古证据，如历年来发现的冶铁遗址以及出土的带有各地铁官铭文的农具等，来佐证文献记载之实。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章的结语中，华道安还将汉代中国的情形与罗马帝国进行了比较，认为汉代中国所以能实行“铁业官营”或中央政府垄断铁的生产和销售，而罗马帝国不可能实行铁业的垄断，是因为冶铁技术上的差异：中国采用鼓风竖炉冶炼生铁，冶铁生产的规模可以很大，故可实现垄断；相比之下，罗马帝国采用的是块炼铁工艺，与之相随的只能是小规模的本地化生产(small-scale localized production)，故很难实现有效的国家垄断。

    “后汉至唐的金属工艺”(The Arts of the Smith from Late Han through Tang)是第6章(249-277页)的主题。这一章不长，共分5个小节，所讨论的内容依次为：铁与国家、化学技艺的知识、合熔制钢( co-fusion steelmaking，即“灌钢”)、锁铁和“百炼钢”。华道安注意到自汉代以后，铁官的重要性明显下降了，因为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发现，都缺乏与之相关的内容，他推测冶铁生产可能更多是在小作坊中进行的。炼钢工艺无疑是本章讨论的重点，在他看来，用于制钢的方法大致有三种：一是往熟铁中加碳；二是从生铁中除碳；三是将生铁和熟铁熔合在一起。值得注息的是，华道安对中国古代炼钢工艺的理解与很多中国学者的见解存在一些差异。他似乎只认可那些在文献中有所记载的工艺，比如“灌钢”和“百炼钢”，而不太认同那些通过科学检测鉴定出来的工艺，比如“块炼渗碳钢”和“铸铁固体脱碳钢”。按照他的研究思路去理解，“铸铁固体脱碳钢”或许应归入韧性铸铁生产工艺之中，而“块炼渗碳钢”或许也只是“炒钢”工艺的一部分。他总是力求给出自己独立的观察和见解，以“灌钢”为例，他不仅提出应区别所谓“低温灌钢”和“高温灌钢”，还注意到中亚地区考古发现的一处9-10世纪的炼钢遗址，其采用的工艺与“灌钢”非常相似；对“百炼钢”的讨论也是如此，他虽然很欣赏中国学者一提出的“炼数”与锻打的折叠次数相关的解释，但仍然不忘提醒读者，无论是证实还是反驳这一解释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

    宋代是中国古代钢铁冶金技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时期。在题为“宋代的技术演进和经济革命”(Technical Evolution and Economic Revolution in the Song Period)的第7章(278-325页)中，华道安再次展示了他的学术取向，即结合社会经济的大背景去考察钢铁技术的演进。这一章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即铁的使用、铁厂和钢铁生产技术。铁在宋代使用极为广泛，华道安举了4个方面的例证，即铁农具、铁币、铁兵器和大型铁铸件，其中包括著名的河北沧州铁狮子。关于铁厂，华道安关注的焦点是当时冶铁生产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包括铁冶的地理分布、管理政策、产量和矿山主等，讨论完全基于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他注意到这一时期钢铁生产存在几个地区中心，也存在铁冶官营的现象。关于钢铁生产技术，最重大的技术变革就是用煤炼铁的出现与普及。为了说明这一变革的影响和意义，华道安还回顾了17-19世纪英国和美国开始采用煤和焦炭炼铁的过程。在说明宋代已经出现用煤冶铁这一转变时，他主要使用的是文献的证据，似乎忽视了有关宋代铁器成分检测含硫较高这样的科学分析的证据([9]，589页)。在本章最后，华道安还就沈括《梦溪笔谈》所记载的炼钢工艺和陈椿《熬波图》所记载的化铁炉进行了讨论。

    第8章(326-346页)所论是“明代的经济扩张”(Economic Expansion in the Ming Period)，内容包括2个方面：其一是河北遵化的官办铁厂(1403-1585年)；其二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一章虽然不长，但却颇具启发意义。就本文作者所知，华道安有关遵化铁厂的论述是目前所见最深入的，涉及到建厂背景、傅俊的《铁冶志》、冶炼工艺和倒闭原因等内容。根据华道安的研究，明代铁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铁厂分布的不平衡，当时江南是生产和供应铁制品的主要地区，而北方地区缺乏铁厂，这是导致在遵化建造铁厂的主要原因。而最后铁厂的倒闭则是因为生产成本过高，难以维持所致。这一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明代江南地区的冶铁业以及江南的冶铁技术是否被引入到遵化铁厂。关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钢铁冶炼技术，华道安提出了不少疑问，比如他认为很难解释书中所记载的“生熟炼铁炉”，即将刚炼出的生铁在敞开的“方塘”中借助“污潮泥”炒成熟铁。整体上看，这一章的内容与题目不是很吻合，尽管论及了遵化铁厂开办的背景情况，但就明代钢铁的生产和使用而言，尚缺少总体的概括，比如明代曾铸造大量的铁炮和铁钟，本章就基木没有论及。

    最后一章(347-368页)题为“中国对现代钢铁技术的一些贡献”( Some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Siderurgical Technology)。对华道安而言，写作这一章有着特殊的意义。李约瑟一生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始终抱有这样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百川归海”现代科学和工业在西方的兴起曾受惠十世界各地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发展。作为李约瑟的追随者，华道安把揭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视作自己的一种责任。这一章讨论了5个问题：一是鼓风高炉在欧洲的出现；二是生铁铸件；三是可锻铸铁；四是贝色麦炼钢工艺；五是坩埚炼钢工艺。对这些问题，华道安其实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但他尽可能收集了相关的资料和证据，提出了一些可能性和推测。比如通过考察瑞典、德国北部和意大利这三个在公元12-13世纪即已出现鼓风高炉的地区，他提出其来源可以追溯到伊朗，而伊朗当时一同中国的联系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撑，由此推断中国的高炉技术可能经伊朗传入了欧洲；再如将生铁用十铸炮也是以中国最早，他推测该技术传入欧洲可能与蒙古人西征有关。关于贝色麦炼钢工艺与中国的可能联系，华道安做了相当细致的考证。他不仅考查了贝色麦炼钢工艺作为专利公布之初所引发的种种争议，包括来自美国西肯塔基(Western Kentucky)炼钢主凯利(William Kelly)的质疑，而且还查找到当时在凯利铁厂中土作的两位中国人的名字。尽管整个故事说来饶有趣味，但要证实中国对贝色麦炼钢工艺的贡献，现有的证据其实是很单薄的。华道安对山西坩埚炼铁工艺可能传到瑞典的考证也相当有趣，但同样缺乏直接的证据支撑。

    全书最后的“跋”( Epilogue)极简短，仅有1页，华道安在此重申：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古代的钢铁生产和贸易有着极为不同经济和政治意义；在中国钢铁业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家和政府的直接参与或干预始终是不容忽视的角色。

读者如果需要了解清代钢铁业的发展，则需要回到第2章，在那里可以找到有关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讨论。书中的48幅图版不仅质量很高，有的彩版还非常罕见，值得珍视。书后附有长达80页的参考文献目录以及精心编制的索引。还应提及的是，这本书的汉字罗马化已经改用汉语拼音体系了，相信会给不少读者一的阅读带来方便。

 

2 “钢铁冶金”分册的写作特点

    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专著中最新的成果“钢铁冶金”分册无疑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英文专著中最具权威性的。这本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仅远远超越了李约瑟1958年的专著，而日也在很多方面超出了中文同类著作的水平。华道安的研究与写作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以下试作归纳：

    首先，是重视钢铁技术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华道安常常从经济史的角度去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从事冶金技术史研究的学者显出较大的差异。正是因为有了“经济史”这样的视角，他才会很关注政府管理在钢铁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对汉代的盐铁官营和明代的遵化铁厂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他看来，冶铁业的发展木质上是个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同样的技术与产品在不同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华道安一再强调韧性铸铁发明的意义，因为其影响并不仅限于农业生产，而是远及于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生铁在欧洲块炼铁的生产中也时常得到，但从没有作为一种有用的材料得到使用。

    其次，是秉承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作为西方学者一研究中国的科技史，大量参考中国学

者的研究成果是必不可少的。华道安难能可贵的是，对任何一个问题，哪怕中国学者已经得出了结论，他还要从头到尾自己考察一遍，并力求得出自己的判断。比如关于如何区别块炼铁与生铁炒炼成的熟铁，有中国学者一提出可以通过检验铁中所含的夹杂物来判断，他却表示疑意，尽管他自己并不做具体的分析检测。对古代文献，他也是力求给出合理的解释，如果解释不了，他就会把问题摆出来，而不会人云亦云，比如他对《天工开物》“生熟炼铁炉”的质疑。

    第三，是注重传统钢铁技术的发展和意义。华道安对资料的把握是颇有独到之处的，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中国传统钢铁技术的研究价值，并充分利用了他在西方的优势，能方便地找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人在中国考察、旅行留下的很多地质和资源调查资料，甚至还有李约瑟抗战时期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考察的资料，这些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的钢铁技术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视角。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对传统钢铁技术的研究是很不充足的，华道安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填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

    最后，是强调中西比较的视角。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华道安延续了李约瑟的学术使命《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套系列令著所以能在世界上有如此大的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起到了沟通东西方的作用。在“钢铁分册”中，不仅仅是第9章论及到中国与西方的可能联系，在其它章节中，我们也能看到大量的例子，或将中国的发展与西方进行比较，或直接与西方的发展联系起来，比如第4章有关可锻铸铁的发明及其与近代欧洲发展的比较，第6章有关镔铁与波斯钢、印度钢的联系，第7章有关宋代用煤炼铁及其与17世纪英国类似情形的比较，等等。通过中西比较的视角，中国文明演进的独特价值方能得到完整地呈现。

    总之，华道安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钢铁分册”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令著，远远超出了李约瑟1958年的专著，是今后研究中国钢铁技术史的学者必读之作。对中国学术界而言，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有很多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 Wagner D B.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11:F'errous Metallurgy[A].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M]. Vol. 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8

2 Needhaln J. 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in China [M]. London: The Newcomen Society, 1958

3 Needhaln J. The Evolution and Steel 'Technology in Last and Southeast Asia[A]. Wertime T A , Muhly J D. (eds). The Coming of the Age of Iron[C].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507-541.

4 (英)李约瑟.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钢铁技术的演进[A]. 王渝生, 史放歌译. 潘占星(主编). 李约瑟文集[C].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875-915.

5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总目[A]. 沈海燕译. 张孟闻(编).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C]. 上海: 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 1989. 46-103.

6 Wagner D B. Dabieshan: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production Techniques Practised in Southern Hen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London and Malmo: Curzon Press. 1985

7 Wagner D B.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 Industry and its Modem Fate [M]. Surrey: Curzon Press. 1997

8 Wagner D B. Iron and Steel in Ancient China[M]. Leiden, New York and Koln: E.J. Brill, 1993. 96

9韩汝玢, 柯俊(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10自石翔. 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M]. 北京: 利学出版社, 2005. 38-39

11 Wagner D B. The State and the Iron Industry in Han China[M].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