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现代化指向一个前沿问题：在科技社会与现代化中，“人”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自洽？他们面临着大量的知识－科学或非科学的常识与经验－他们如何抉择？什么是“人”？这是什么样的日常生活？这些问题最终指向科技现代化与“以人为本”的可能性。

前人文献主要通过两个方向讨论科技现代化：一是对于现代派研究而言，不理性的“人”有待变得“理性”，不纯粹的科学有待变得纯粹；二是对于后现代以及后殖民研究，则是批判“理性”，也批判作为一种强权的“科学”。这两个方向意义重大，但它们大多数都指向终点。即，在终点上形成的“科学”形态，或形成的“理性人”的形态。

本研究的创新在于，重新审视现代化，它并非一个终点，而是一种进程。由此这研究面对着新的挑战：我们如何关注进程？此中，“人”还没有被现代科技所禁锢，但他们也并非原始的“前现代”的人。而科技也尚未纯粹以功能性理性进行界定 (见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在晚清现代化时期，地理学出版物中出现大量非驴非马的科学话语。当代，实际参与科技建设的底层工程师和村民百姓具一种话语权，即是去重构科技的话语权。与之相伴的是，在中国大大小小的现代化项目中，出现了种种反抗、抵制和上访现象。

不同于前人的相关论述－这些现象不仅被视作是专家与民间交流的问题，它们也不再被视作是现代化的失利。此研究揭示：这些现象涉及根本性的问题－在这个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何谓科技，何谓“人”。换言之，一个新的研究必须分析这进程，而并非处理历史的终点，它并非衡量过程中的现象如何与假想的终点背道而驰。在此，近年STS领域的“日常生活与科技”文献、以及反结构而重“进程”的理论提供了突破口。由此重新梳理地理学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