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6日下午，“《梦溪笔谈》工作坊”在北京科技大学举行。该工作坊由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主旨是“重新认识沈括及其《梦溪笔谈》”，关注《梦溪笔谈》的生成史及传播史，通过考察其中各种知识如何被了解、习得、书写，以及如何被后人阅读、引述、评论，探讨作者沈括认识世界的方法或观念，借此进一步认识形成《梦溪笔谈》的宋代社会，以及它不断刊刻、传播的明清时代。

工作坊分为上下两场，上场由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左娅老师，荷兰莱顿大学林凡老师，下场由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晋世翔老师、高柯立老师分别做主题报告。同时，来自北京大学史睿、清华大学沈宇彬、蒋澈、中国人民大学汤元宋、中山大学易素梅、浙大城市学院黄义军、北京科技大学胡甦等七位学者作为与谈人，参加了讨论。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领导章梅芳教授和陈坤龙教授出席了会议，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和在京高校的老师和研究生数十人旁听了会议。

1.左娅：沈括的“闻见主义”

      在正式研讨之前，左娅老师先就沈括的重要性及近代以来世界学术界对沈括的研究兴趣进行了介绍，以此引入其与沈括遭遇的缘起。她指出《梦溪笔谈》的研究者大多都是科学史学者，这决定了在对《梦溪笔谈》的研究中，科学史的分析框架具有优先权地位。左娅老师认为这对《梦溪笔谈》的研究造成长期偏废，要历史性地讨论沈括，纠正偏废，就要寻找新的视野与方法。据此，她提出用知识论的方法进行分析，避免将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做二元区分。这并不意味着将沈括还原为一位哲学家，而是主张深入探索知识行为背后的预设（assumption），又曰“玄默之框架”（framework of taken-for-granted）。一切知识求索的路径都有一定的结构，表层因果之下还有更深层的认知逻辑，或者说底层预设，这种预设一旦变化，最终呈现的知识框架、系统以及具体结论都会随之变化。在此基础上，左娅老师认为诸多常见的欧洲思想的分类都不太适用于中国思想，她借由张载对“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分，以 “闻见主义”为框架来讨论沈括，从而挑战传统研究中把沈括作为一个割裂个体，从宋代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时代错置（anachronistic）式历史叙述，转而将其放回到王安石新政的历史语境中、放回到中国唐宋时期的宇宙论图景之下。通过解析对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寻找黄钟“徵”音方法的批判，她指出沈括的“非统理”式认知范型，与王安石、二程、朱熹等士大夫的“统理”式认知范型相比，确有深刻不同之处。在存有论层面，沈括与其时代的其他士大夫一致，都站在“理气一体”的立场上，试图通过对物的认识体贴宇宙之道。但差异在于他们所选择的认识论实践方式，二者分别站在“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的不同立场上。

通过《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李嗣真求磬”个案，她指出“德性之知”试图深入物的背后，穿透个体物所具有的可以被耳目所感知的色、形、声、臭等属性，理解物在大秩序中所占据的关联性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关联性秩序不是人类主观意识的产物，更准确来说，并没有“物我二分”的二元论产生，也就更不会存在欧洲哲学所定义的“内在”知识。黄钟音是果，只有了解整个宇宙论，形成贯通万物的秩序感，即“统理”，才能寻找到前因。但沈括反对这种“统理”，他认为“声在短长厚薄之间”，强调具体的、在地的因果的重要性，比如物质的形状、厚薄，与“德性之知”所强调的“耳目不思”、以“物交物”的感知方式正相反，沈括的“闻见主义”更加“现代”。她强调虽然沈括的“闻见主义”确与“经验主义”有相似之处，但不能将二者混同，也不能将其定义为“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从而与主流儒家相对立，因为主流儒家也关注并勤于实践。沈括与主流儒家统理者也同时关注“知其何以成”的问题，不过统理者在事物的所在所由中寻找因果，而沈括追求“信验性”。在一元论的框架下，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文、内在与外在之间从来都没有深刻的分界，中国古代思想语境中的认知区分，也不应该被欧洲思想里经验与理性的二分所抹灭。回到历史语境中，王安石与沈括的政治实践与二者的认识论范型一直都是相辅相成的。王安石“以道揆事”，将每一条“法”作为对“道”的模拟，高度具体化且具有高度权威性和约束性。在变法初期，王安石需要着眼细节的沈括来落实维护自己的统理，沈括也恪守知行合一的“守法之吏”职责。随着变法的持续开展，沈括不断诉求经验意义上的较优化结果（empirical success），立足闻见，而与更大的意识框架越来越远，最终因打破王安石之法的统性而被排挤到主流之外，黯然离开新法的试验场，这既是在现实意义上从权力中心的退场，也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与“统理”主流的背离。

针对左娅老师的报告，沈宇彬老师认为左娅老师的研究实则是将沈括从20世纪以来被建构出的中国科学史坐标地位上拉下来，将其作为中国思想史的探照灯进行重新定位。对此，沈宇彬、易素梅老师提出三点疑问：首先，“闻见”与“德行”的重新区分是否是从沈括自身出发，或者说这种做法其实仍旧是对西方哲学的一种回应，最终是否仍然难以逃离西方框架？其次，如果沈括与前人及同时代者相比如此特殊，其思想渊源从何处产生？最后，本研究既然是遵循知识史研究的路径，在一般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知识史范式对物、工匠的关注在本研究中似乎并未提及。

左娅老师回应指出，其一，本书（案指其中文版著作《沈括的知识世界：一种闻见主义的实践》，2024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确实提到了沈括对工匠以及他们的知识实践的探讨，详情见第九章。其二，要历史性地看待沈括，他作为精英分子，虽然有论及工匠知识，但是并未将工匠群体以及他们的知识实践作为自身认知的系统性主导，同时一个客观的情况是他所讨论的知识的范围也远远超过工匠实践的范围。从社会意义上讲，沈括本人也没有展现过对工匠阶层任何阶级上的同情。沈括阐发的是自己的一套框架思维，固然包括了对工匠和技艺的关注，但如果将对沈括的研究完全套进所谓“工匠知识”（craft knowledge）的理论框架，反而是在迎合现代思潮。但需要强调地是，没有一个研究视角是全能的，即所谓全方位的复原沈括的历史语境，所以每一个合理的研究视角都有它的贡献，从工匠的角度来讨论沈括必然有其启发。不过从重新为沈括寻找历史定位的角度来说，需要谨慎考虑每个研究视角的偏正性和涵盖力。至于其思想渊源的问题，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确实没有用“闻见”一词为自己定性，但他被其他宋人多次列为“闻见”的代表人物。对此汤元宋老师补充道，“闻见”一词早在9世纪时就出现了，到12世纪南宋时期，“闻见”已经被作为一种认知德行，所以沈括的思想也并不是突兀地出现，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

2.林凡：《梦溪笔谈》的“本草”知识

与左娅老师提出的沈括的“闻见主义”认识论范式转型相呼应，从《梦溪笔谈》“药议”中，林凡老师也看到了沈括对物的在地性、具象性的强调。她指出，自幼时起，沈括就随父亲沈周游历四方，出仕后也四处宦游，这为沈括的知识获取和融合产生了非常具体的影响。加之沈括家藏《博剂方》，这使得他非常熟悉本草图经及其层累性的知识结构。二者结合，帮助沈括将“药”纳入其广博的知识体系中，这同时也帮助沈括通过对药材的在地性、药性进行更进一步地辩证和正名工作，贯彻和实践了强调“信验性”、重视个体物的物性的“闻见主义”认识论范型。通过《梦溪笔谈·药议》和《本草图经》的对照阅读，她认为沈括采取了先建构再解构的方法论，将“本草”作为自身分析的对立命题进行了批判。需要强调的是，沈括从未在《梦溪笔谈》中直接引用过“本草”一词，而是将其作为经典，反复用“古法”“古方”等词汇对援引自本草类中药书籍的条目进行包装，并以此为靶子展开批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林凡老师将沈括称为“解构主义者”。以《梦溪笔谈》第485条为例，她指出沈括将此前的本草知识全部概括为“旧说”，说明了其意不止在指出本草知识中的错误，更多的是意在树立批判的靶子，突出自身的“闻见”之法，借由草药药性的“个体性”来对抗本草著述的“集体性”，而这正是某种“主体性”的觉醒在沈括身上的体现，是一种认知范型的转移。

由采药者集体著述本草带来的问题除了忽视药性、草药的在地性，还带来图像和文本的断裂问题。以“远志”为例，在《梦溪笔谈》中援引了《本草图经》中应用的五张远志草药图，指出很多细节信息完全无法从图像中得出，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图像与文本的描述之间存在如此大的断裂，那图像在其中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林凡老师推断其是作为与行政地理的呼应，用以推动帝国知识的生产与流转，成为宋代郡县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而这种与行政地理相呼应的本草知识流传至今天，成为现代中国人对草药“他者”的幻想，中药市场与消费者会依据本草知识，强调草药的产地，强调只有一些特定地理区域产出的草药才具备最好的药性。根据沈括《梦溪笔谈》和苏颂为《本草图经》所做的序言所述，林凡老师进一步探讨了几类导致断裂的因素：（1）郡县行政边界、郡县名的改变；（2）采药者的知识；（3）画师的理解；（4）画师的在地性问题。这种断裂本身也说明了类书为追求系统性，而实际上却存在的局限性。沈括的“药议”看似零散，实则是在自发地、有意识地挑战这种系统性知识，用个体的“闻见”来挑战生产帝国知识的“统理”。总而言之，沈括丰富的游历极大地帮助了其草药辩证与正名工作。在他生命的六十余年中，曾在延洲、均州、沭阳、扬州、苏州、润州、杭州、秀州、湖州、明州、金陵、宣州、潭州、汉口、安陆、简州、泉州等多地居住，这与其“药议”中辩证和正名过的药物来源地有极大重合。林凡老师总结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沈括开始有转变知识型的意识，为了解构经典，沈括先建构了经典，这展现了其主体意识的觉醒，是非常有意识地个体化的展开。

针对地理对药物知识生产造成的影响，黄义军老师补充道，无论是出于帝国知识的流转还是沈括的闻见辩证、正名工作，都将这种认知广泛延续至今，虽然西药让这种认知淡化了，但其以传说、迷信等形式顽固地存留在中国中药市场上，对草药产地的严苛要求是中医药信奉者生活的一部分。对沈括的“药议”工作进行进一步分析，进而带来了植物地理、行政地理和文化地理三种空间划分的可能性。黄义军老师认为，从“药议”来看沈括的工作，能够更自然地将其放回北宋文人群体中，也辅助解释了其思想渊源问题。综观北宋文人群体，大量作者都重视目见胜过耳闻，求实考证的传统似因现实需要被发扬光大，可见这不是沈括个人的“发明”。如果能进一步从行政实践、与道人交往的角度来分析其经验的由来，同时辅以当时北宋在西北的战事、边疆与内地的知识流动、商品市场繁荣对药物知识普及的推动、印刷术推广等大历史背景的探究，或许对沈括和《梦溪笔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于林凡老师比较陶弘景和沈括的工作所得出的结论，蒋澈老师认为沈括较之陶弘景仍有特殊性，陶弘景虽然也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倾向，但却仍属“统理”思维，并没有尝试挑战本经中的采药原则，而沈括已经开始进行分类讨论，且强调和采药者保持距离，从根本上解构了本草的结构，而不是在做考证具体条目的工作。胡甦老师从科学社会学家吉尔因（Thomas Gieryn）的“真理地点”概念出发，对沈括以行政地理为标准划分空间讨论草药知识的做法提出疑问。对此林凡老师回应指出，沈括虽然以行政地理为基本的划分标准，但其空间仍然是有弹性的，其大小是根据沈括的经验和身体感受决定的。史睿老师则又将沈括拉回到历史背景中，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帝国知识自古以来就有严格的条目、所产规定，其知识来源只能据此而来，这是包括沈括在内的古代文人的“默会知识”。

3.晋世翔：《梦溪笔谈》中的知识生产——以气为标记的初步考察

在左娅老师对于“历史知识论”的强调以及傅大为老师对于《梦溪笔谈》中气的分类的探讨的基础上，晋世翔老师的报告尝试走出以近代经验科学所界定的“经验”回溯沈括及其《梦溪笔谈》的研究径路，代之以“历史知识论”的法国方案，将“知识”的概念，从观念、关系，下降到行为、实践，甚至生命、生存层面，并由此考察沈括如何组织自身的世界图景及铭写、书写。报告围绕沈括与王安石的相遇经历，将荆公新学“万物一气”的基本立场作为进入沈括生命体验与写作活动的指引，在存在论、“气论”的指导下，突破二元分立的知识论，对沈括的生活与知识轨迹进行重新标记。

晋世翔老师首先回溯了“经验”这一概念的思想史，指出“经验”（experientia）的含义被多重思想资源叠铸过，因此对于沈括知识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理解，需要回到科学革命之前的语境之下。“经学”视野下的“知识生产”发生在一个词物混杂的、主客不分的世界中，既包含关于高层次的“道”的理解，也可在具体的品物流行、礼乐官政、人伦日用中寻到踪迹。接着，他梳理了“历史知识论”的法国风格。这一由 Georges Canguilhem 确立的“历史知识论”研究方法强调知识的存在论纬度，认为高阶知识产生自埋藏于低阶知识中的生命性（vie），知识与生命缠绕在一起，意义环境建诸于生存环境之上。以此视角关照沈括的知识生产，发现其活动介于两者之间，具有具身性（embodiment)。在此思路下，可以进一步考察沈括如何在其生活世界中进行知识生产。

他在第三部分讨论了沈括的生活世界及其与王安石“新学”的关联，根据王安石“万物一气”的基本立场，探讨其彻上彻下的解释可能，为尝试理解沈括的言而未发的玄默之框架打下基础。沈括在父亲过世后积极参与王安石变法，成就了生命的高光时刻，与王安石的遭遇因此也成为其思想与实践开展的政治环境与思想语境。虽然并未言明，但沈括本身的知识实践与“新学”之间具有兼容性，作为重要的历史思想沉淀，“新学”是沈括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第四部分他以“气”为视角，从生成论的角度，对《梦溪笔谈》17 个分类做出存在论的五级整理。这些分类与其他笔记、类书、字书，甚至是严格的“理学文本”都共享着一个松散的、非目的的存在前提（历史沉淀与生活实践）。该设定构成了生命的前提，同时也是生命活动的全部过程。最后，他指出知识生产与维系生命个体的意义空间及其偶然遭遇相互关联，既被历史性地塑造、又为创造提供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傅大为关于《梦溪笔谈》的十七个分类是根据北宋标准文官的共同生活世界来排列和部署的观点，认为其分类还同时依照经典塑造的存在论秩序（气一元论）来排布，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对峙，而是垂直纵深性的。

对于晋世翔老师的报告，左娅老师认为二人对于“气”作为万物的物质性、“名实存有相通”、王安石新政作为沈括的上下文以及沈括与北宋五子等共享经学的世界观这些观点上均达成一致。但她认为王安石对于宇宙论的理解比沈括更为简单，在沈括的语境中“气”的物质性并非均一，而有三六九等，因此晋老师在第四部分的分类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汤元宋老师认为左老师将沈括视作特殊案例，不寻求一致性，而晋老师则更倾向于讨论沈括背后有共享的“万物一气”的整体的立场，两者之间的张力较为有趣。他也指出，将王安石作为沈括的上下文并不充足，需要扩大到更大的汉唐以来长时段的“气论”转变思想背景去理解，同时“气”是否是物质性的也需要质疑。晋老师赞同左老师所说“气”是有等级性的，也赞同汤老师所说要从长时段来考察“气论”，然而在等级性、结构性之下，必定有一个非结构的开放潜能，而“气论”给出了这一可能性，可以解释生活、生命乃至天地万物。他强调沈括受到“气论”所提供的大量可能性的滋养，在话语实践中运用到了关于“气”的实践的理解。其背后更深的考量在于探讨，去掉目的因之后，在动力因的基础上，如何以开放性的势能理解“气”，理解“气”如何成物。

4.高柯立：《梦溪笔谈》传播史初探

如果说晋世翔、左娅老师关注的是沈括的书写实践与《梦溪笔谈》的知识本身，那么高柯立老师则更加关注《梦溪笔谈》在完成之后所产生的历史余响。该报告从传播角度考察其所记录知识生成的方式和路径，关注书籍版本（物质载体）流传和后人引述的知识（文本形式）生成两个层面，探究知识生成过程所包含的诸因素（力量）和多种可能性（不确定性），并试图通过《梦溪笔谈》案例展现历史的偶然性。

首先，高老师对《梦溪笔谈》的版本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时代顺序与实际源流存在错位，刊刻行为及版本流传并非平滑顺畅，而要受到多种因素限制。《梦溪笔谈》的不同版本之间存在着许多联系，也有着许多变化，可以通过序、跋加以追溯。即使是同一版本，在流传过程中也会产生变化，受到虫蛀、补抄、重新装书衣，并在题跋中记录等各种偶然事件的影响。书本留白为后人对文献的重新阐释提供了空间，这些留白空间常有印章、批校这一形式，为书籍生长提供了潜力。除去文献内容以外，《梦溪笔谈》是在不同的情景中被不断重刻的，因此更需要关注其重刻的历史情境。此外，亡佚、校正与更定也影响着《梦溪笔谈》版本的传播，并且激发新的历史可能性。《梦溪笔谈》的版本流传和一再刊刻，从书籍的物质形态来看一直在不停地生成新的文献，包括新的版本，和在旧的版本上增加信息，甚至改变其形态。这种不断“绵延”而生成的文献为《梦溪笔谈》的知识传播提供了生生不息的“生命体”（知识的载体）。这一“生命体”可以不断复制，同时也会发生变异。

与晋世翔老师和左娅老师不同，高老师认为从传播结果反观或许能够提供不一样的理解知识生成的视角，因此后人对《梦溪笔谈》的使用也值得注意。《梦溪笔谈》的类目显示其并非“杂家”，而是有一定组织的，可以分为相对明确的类目、比较模糊的类目以及未完成的类目。即使对于相对比较明确的类目，我们也不能确定其所包含的条目就能被严格归入这些类目中。对于这些类目及其所“安置”的条目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矛盾、歧义之处，甚至可以说这些条目包含了多种被另外“安置”的可能性。这可以通过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来呈现，《梦溪笔谈》看似毫无“体系”、并不严谨甚而显得“旁逸斜出”的类目，以及条目间缺乏“必然”的逻辑，却通过各种文献的引述、编纂、再分类而生成新的知识，不断释放其“潜势”（西蒙东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从文献编纂的角度来看，知识与读者之间存在互动。首先，《梦溪笔谈》作为知识的来源，对后世的读者有诸多的约束、限制，这里既包括各条目的内容，也包括类目所涵盖的范围（尽管这些范围不那么确定和具有变动的特点）；其次，《梦溪笔谈》的编纂存在逸出与重组。后人编纂图书时，有不少与《梦溪笔谈》的类目有较大出入的地方，有时候《梦溪笔谈》的同一条文字，却被安置在内容性质殊异的类目下。这反映了后世对于《梦溪笔谈》各条目的认知和使用，与沈括有着不同的取向。知识分类方面，后世引述《梦溪笔谈》的各种文献所采取的知识分类，与《梦溪笔谈》的类目相比较，变得日益细化。随着分类的细化和知识的精确理解，《梦溪笔谈》中处于未完成状态（或者生成状态）的知识得以定型，这也意味着其活力的减弱。

总之， 正是在上述引证、编纂和分类的活动（“事件”）中，《梦溪笔谈》各种知识与后世的读者以及他们的知识世界之间建立联系，不断发生变化，乃至生成新的知识。《梦溪笔谈》的知识沿着两条轨道在不断地生成，一是《梦溪笔谈》各种版本的衍生，一是引述这些知识的各类文献的编纂活动。这两条轨道显然并不是确定不变的和平滑的，而是不断产生岔路，受到人们的阅读、编纂和认知等活动的牵扯（甚至有来自过去的），并形成各种突变、纠缠、冲突。这里既有衍生，也有校正和“更定”，既有边界，又在不断地隆起，别开新枝。

对于高柯立老师的报告，史睿老师首先对文献学学科本身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受到传统文献目录和现代文献学学科的限制。传统文献目录的限制由于近些年来海外文献回流及考古文献出土有所缓和，而文献学学科仍被一些错误认知束缚，如何突破限制，向书籍史和知识史靠拢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受到高老师所说版本流传中时代顺序与实际源流存在错位问题的启发，史老师反思到原先家族谱系的版本源流图与实际的历史文献生产情境并不相符，那么我们当今的版本源流图该如何去画？最后，回应高老师所说版本流传中的差异与重复，史老师认为，这反映了书籍版本组合变化的特征，这就如同德国艺术史学者所强调的模件化的观念，如果能将书籍的模块切出来，我们就能进一步发现书籍自身的生命史。

胡甦老师认为与以主体为中心的知识网络不同，高老师所做的数据网络是以引用、书的流转为主的知识网络，是非主体的。对于高老师所关注的版本流传和书籍书写过程中的差异与重复，胡老师首先引入博尔赫斯的小说《<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该篇小说探讨了一个人在没有看原文的情况下是否能重写《堂吉诃德》，这实际上是在探讨是否存在一个原点可以回归，是否能找到一个确定的唯一的真理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主体哲学的视野。而高老师所说的差异与重复的文献学则与此完全相反，高老师的汇报从人的意识世界转换到生存的世界，只有这样才可能讨论差异与重复，这是从真理的历史转换到了福柯谱系学的历史，一个没有真理原点的敞开的历史。其次，针对高老师讨论《梦溪笔谈》引述过程中所谈及的“绵延”问题，胡老师认为，在差异与重复过程中的时间只能是绵延。因为，当主体消散，我们无法纵观全局，不再有封闭的主体视野去排布因果，不再能形成现代性下的封闭的时间之环和闭合的时间计数，不再拥有康德式的时间，那么在重复与差异中就只有一次次的遭遇，每一次遭遇产生历史沉淀，形成了绵延。时间是具有强度和差别的，而非均质、可计算。最后，胡老师引述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对分类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如果以主体哲学的视角去讨论分类，那便是以人类思维去构想生命力的类，用认知替代存在。而柏格森为了避开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探讨分类。规律并非由人的精神建立，规律与人的感知并非有必然关系，物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呈现着某种规律。借此，胡老师还回应了晋老师和左老师关于规范性问题的讨论，法国生命哲学家借助亚里士多德回到生存世界，但却想要通过内在规范性去除掉其哲学中目的论的部分。

5.总结讨论

最后，左娅老师对本次工作坊的汇报进行了总结。首先，文献的历史性。一是对《梦溪笔谈》非线性传播的总结；二是涉及文献的流转，明清时期《梦溪笔谈》大量进入类书，同时在经传中也开始占据一定地位。结合与谈人的点评，左老师指出了由高柯立老师报告引起的两个反思，首先是谱系平面线性无法涵括版本流传本身复杂性的局限，其次是文本的整体性问题，以及究竟是否有一个历史原点可以回归的思考。

其次，在文献的历史性之外，本次工作坊还讨论了人物的历史性。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沈括究竟有多特别？各位老师从汉到明清不同的时间维度对其进行考量，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第二个共同的话题是，沈括生命中最重要的语境是什么？左娅老师和晋世翔老师均强调了王安石新政的重要性。第三个问题是，沈括的游历和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林凡老师指出沈括对于地方性、具身性知识的自觉是很大的特色，这是更加具像化的人物历史的实现。

第三个话题涉及《梦溪笔谈》是否具有系统性的问题。晋世翔老师从存有论、宇宙论的意义上认为系统有一致性，左娅老师则认为一致性不在存有上，一致性在于认知上。高柯立老师、胡甦老师则是从存有论的角度对类目进行再思考，认为类目本身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这与西方对中国类目的误解不同。

第四个话题是沈括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包括其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宋代士大夫的关系，与考证学的关系。第五点则是本次工作坊涉及到的对于学科定义的反思，包括科学史的语境化问题，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多样化问题，文献学的系统化和立体化问题。

最后，左娅老师提到了具身性（embodiment）和生命力（vie)这两个概念。具身性（embodiment）是对抽象经验二元论的反叛，对世界存有论绝对风格的反抗，是要重新回到整体无序（模糊秩序）的追求。生命力则是对主体的反抗，这在胡甦老师的评议中特别突出，类目的生长与各类活动的展开，并不最终回到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活动本身具有秩序，强调生成（becoming）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和最终的目的并没有绝对因果联系。晋老师对此补充道，这两个概念彼此贯通，讨论“气”的时候要讨论身体的感知觉，同时药材本身是在地的，是当地生长的生命力，在时间性中生长出来，这些内容相互贯穿，形成一个解释的动态模型。

与会的老师和研究生还就知识生成的历史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研究院副院长陈坤龙教授最后代表主办方发言。他就古代对于药物的认知、版本对于探讨知识生产的意义，以及知识图谱构建对于数字人文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他高度评价了工作坊的报告和讨论，认为这样的活动对于科技史研究有着积极意义，希望继续举办。

（张馨予、钱榆阳撰稿，高柯立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