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日下午3点整，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冶金楼616青钢报告厅举办了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学术论坛第221讲。本次讲座邀请到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郭福祥老师担任主讲，讲座由高柯立老师主持。我院师生踊跃参加了此次讲座。

郭老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故宫博物院中玉器的情况，指出故宫博物院中乾隆时期的玉器藏量丰富，从清代档案中能够研究出宫廷玉器和地方间的联系，这是由物质来探讨文化的一个角度。郭福祥老师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讲述：

一、乾隆时期玉器雕刻的历史脉络

郭福祥老师以青玉和田采玉图山子及背后的诗句为例，讲述了玉器材质的来源（新疆）和制作的地点（苏州），形成了一个玉器制作的链条。郭老师指出乾隆时期玉器繁盛的社会经济因素有以下几点：1.社会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财富。2.平定准噶尔回部，玉料产区被清政府所控制。3.玉器制作网络的扩展。由于制作量大，于是玉器制作的网络向全国扩展。乾隆时期的民间玉器制作兴起，和宫廷并行，形成了两条脉络。

二、苏州玉器雕刻的历史和技术优势

首先，明清时期苏州成为流行时尚的引导者。玉器的需求和匠人的雕刻水平相互促进，不断促进苏州琢玉技术的进步。而且当时苏州认为高雅的东西，会受到四方的模仿。第二，苏州玉器雕刻历史悠久。北宋崇宁年间就在苏州设立造作局；到明末苏州的琢玉工艺就已经成为全国之首，被宋应星所称赞；在清代更是成为了全国的琢玉中心，如专诸街和天库前街集中了大量的琢玉工匠。第三，苏州玉工因技术优势而获厚利。当时仿古玉器风行，玉器价值很高，工匠的地位受到重视。最后，乾隆时期宫廷认同苏州制玉水平。乾隆皇帝对苏州玉匠和琢玉水平非常信任，认为专诸巷中的玉匠是一个相当具有创作实力的群体。

三、民间招募：向宫廷造办处输送的苏州玉工

乾隆时期宫内玉匠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上三旗佐领内挑选的家内玉匠。二是遇到紧急大批量制作任务时，从民间临时招募外雇玉匠。三是各地督抚及江南织造选送的南玉匠。

南玉匠的待遇往往是最高的，而苏州玉匠就属此列。苏州玉工是造办处如意馆玉器制作最主要的群体，乾隆时期苏州玉匠的征用是乾隆皇帝亲自下达谕旨或批准的，这说明皇帝对于玉匠的技术优势了如指掌，很多玉器制作的指令也是皇帝亲自下达并选用玉匠的，玉工和皇帝有着较为良好的联系。苏州玉工来到宫廷，使得苏州玉器的优越技术向宫廷进行传播，从乾隆所作《玉杯记》可知，玉器的人工染色技术就是苏州玉工传入宫廷的，同时，苏州的“鏇玉”技术也在被宫廷采用和传播。

四、地方生产：苏州织造的宫廷玉器制作

乾隆时期随着宫廷玉器的制作量迅速增加，仅凭原来为宫廷制作玉器的造办处承做已经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不断增加为宫廷制作玉器的机构和地点。其中，承接宫廷玉器制作任务时间最早，制作量最大的就是苏州织造，早在乾隆初年，苏州就承担起了为宫廷制作玉器的任务。由于北京和苏州路途遥远，通常是由苏州织造在北京的坐京家人接收样稿（有时是木或蜡所制成的直观的模型）和玉料，然后随身带回苏州。由于苏州织造承办的玉器活计只是皇帝自己的家内事，因此玉材和成品在京城和苏州之间的传递并不借助官方运输渠道。苏州织造可以说是宫廷制玉机构职责向苏州的延伸，这也是由物质看文化的一个角度。

五、乾隆帝对苏州民间玉器生产的引导和影响

乾隆中叶之后，乾隆皇帝发现苏州玉器行业发生了不好的风气，如崇尚华嚣、繁缛，片面追求技巧而忽视艺术品味。还有为了迁就玉材原形进行不当设计的风气，这类玉器被乾隆皇帝称为“时样”、“新样”、“俗样”，认为是一种“玉厄”。对于这种纯是为了谋利的“俗样”，乾隆皇帝拒绝接收，态度十分坚决，防止俗样泛滥。

乾隆皇帝个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玉器风格有以下几种：1.具有“工执艺谏”性质的作品。2.具有浓郁人文气息的画意作品，如玉山子。3.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仿古作品。这一理念也影响了专诸巷产生了大量的仿古作品。

此外，苏州成为了各地进贡玉器的供货地，甚至可以辐射到很远的地区。乾隆皇帝会给进贡的玉器写御题诗，或通过驳还的方式，将自己的意见反馈回去，玉器的驳还促使玉器“租赁呈进”的产生。苏州织造对于宫廷收藏的动向非常敏锐。

六、宫廷器物与苏州制造

现在如何将宫廷和民间的进行联系所做的考察还不够，除了玉器，苏州织造还为宫廷制造各种丝织品、铺垫帐幔、木器家具、宫灯、漆器、铜器、竹器、纸张、砚台等等物品。如果从与宫廷生活、宫廷器用关系密切程度考察，清代的广州、苏州、扬州、景德镇可以列为第一等级城市。用上面的思路也可以对其他地点、其他类别的宫廷器物制作进行考察，这样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讲座结束后，我院师生和郭福祥老师就玉雕发展史研究、明清玉器史料的运用方法等方面展开了讨论，郭老师希望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老师和同学们能够从技术的角度来进一步考察人与器物的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