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科技史与历史知识论”工作坊纪要
时间: 2025-01-16 点击: 次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科史文苑
“历史知识论”是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领域重要的理论与方法。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下辖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所”自1932年建立以来,就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更新这一理论。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更是将其设定为研究所的指导性方法。近年来,中国学界围绕该方法的理论构成与实践应用的兴趣日益浓厚。
2023年北京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学者正式召集举办了第一届“科技史与历史知识论”工作坊。工作坊计划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分别由四家召集单位轮流主办,旨在推进与“历史知识论”相关的理论研究与案例探索。
2025年1月6日,由北京科技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办的第二届“科技史与历史知识论”工作坊在北京科技大学逸夫科技馆208报告厅举行。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潜伟教授、副院长章梅芳教授、科技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元明副教授,高柯立副教授、晋世翔副教授、胡甦博士;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系主任沈宇斌副教授、副系主任蒋澈副教授、柳紫陌博士,哲学系严弼宸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技哲学研究室孟强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德国马普伙伴小组组长孙萌萌特别研究助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吴功青教授等学者出席并参与研讨。
以晋世翔老师对第一届工作坊的回忆与总结为引,本次工作坊报告分下午两个阶段:上半场偏重理论分析,下半场强调案例研究。
上午四场报告,首先由严弼宸博士对米歇尔·亨利生命现象学的讲解展开。亨利在《物质现象学》中将认知主体视角下的胡塞尔现象学推到极致,并对意识现象学强调意向性而压抑质料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借助于对原印象的重新阐释,亨利提出一种超越质形论区分的物质现象学或生命现象学。这种现象学蕴含着从认识论向存在论转向的可能。主客二元的世界被“单义性”“力量性”“内在性”标记的生命现象统一。这促进了关于知识的全新呈现与理解的方式。
生命视角下的知识论与科学实践哲学就关注实践的层面而言具有家族相似性。此脉络中,德勒兹的工作应得到强调与澄清。孟强教授认为,理解德勒兹要以他对“单义存在论”的改写着手。通过重新阐释司格脱与斯宾诺莎,德勒兹在“表达主义”框架下,将自然与生命的内在性视为单义存在的展开机制。单义性使德勒兹摆脱了以“本质/现象”区分为基础的传统形而上学结构,描绘出一幅以运动、生成、力、强度与差异为导向的存在论图景,为理解知识生产与生命实践提供框架。
晋世翔副教授则将德勒兹放入法国知识论传统中进行探讨。借助对语言结构主义的拟人论色彩的反思,晋老师强调康吉莱姆“生物学结构主义”的科学史工作旨在扭转以“认识主体”为考察核心的传统知识论进路,通过关注不同时空尺度上“活的身体”与“生命个体”的内在规范性,改写了西方传统思想中关于“逻各斯”的定义。受他影响的西蒙东、德勒兹、福柯分别在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与历史领域推进了上述洞见。
通过讲述以时间为核心的历史,胡甦博士将科技史研究从传统的逻各斯叙事中解放出来,转向关注事件和生成。川西藏区的田野调研展示出宏大政治理论在具体生活实践中的失真。通过“划分冬虫夏草山头”和“建设水电站”两个案例,胡老师挑战了建立在目的论之上的利维坦概念,强调作为绵延时间的“偶然性”,以及在创造生成中结果之于原因的“过剩”。将时间空间化后,均质、闭环的线性叙事无法描述诸差异在不同尺度上的聚合与消散。生命的政治在“过剩”的世界中展开边界间的、触角式的探寻与摩擦。
下午四场报告更重视历史知识论在具体案例中的运用。高柯立副教授以“运动”为线索,考察了《梦溪笔谈》的版本更迭及其知识的生成。《梦溪笔谈》诸版本的刊刻与流转并未严格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单线性地进行,而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断续发生。书籍、书写者、分类者、出版者、传播者以及各类介质都在变动中偶然汇聚、荡漾。这使得版本的生成是多路径、去中心化的。对于文献版本的演变和知识的传播,过度关注差异和重复的问题容易陷入静态的比较,需要从运动的视角出发,按照“谱系”的生成完成的考察,更直接地展示出具有生命力的知识生产与传播。
沈宇斌副教授从“知识—权力”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早恋”概念如何在历史中被构造,并进而成为一个被普遍关注的知识与社会问题。沈老师指出,知识即权力,且概念的生成具有历史性与规范性。与福柯关于“疯癫”概念的研究相类似,早恋概念的历史同样揭示了知识在关于真理的话语实践中何以昭示着权力并发挥着规范作用。以早恋为代表的概念与知识并非单纯的生物学、生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科学问题,而是深嵌于国家建构、社会秩序、学校教育等多重场域中,诸力量的角逐节点。
蒋澈副教授以博物学通史教科书编写中面临的问题切入,强调东西方博物学各自具有多样的文本传统,同时在这些文本传统之上常常缺乏统一的主导性观念,进而导致对历史上的博物学开展观念史研究异常困难。为克服上述问题,蒋老师援引吉安娜·波马塔等人以“认知文类”作为研究单位的编史实践。文类是一种介于个别实践做法和知识论范畴之间的知识生产现象。历史上的书写者可以选择撰写特定的文类,或通过混合不同文类创造新的文本形式,并在相对稳定的文类下组织相关知识。将认知文类作为博物学史的书写单元,可以克服传统研究中知识分类的局限。更精准地识别历史上博物学知识的不同文类特征,注意其中“可公度的认知文类”,将为全球博物学史的书写提供可能。
孙萌萌老师尝试走出单纯认识论立场上的“关联宇宙论”,返回李约瑟对有机论宇宙的存在论理解,强调在具体技术的日常实践中把握宇宙论的实际效力。中国古代宇宙论在应用中诞生、与文化深刻交织,并且存在着历史维度上的显著变化。通过展示白馥兰解读月令体文献时采用的“操作链”和“图像思维”这两个概念工具,孙老师探讨了中国古代时令图像及其在技术实践中的应用。时令图像不仅标识着气候的季节性,更反映了节气、物候与人类活动的关联,在具体的日常技术实践中联结着人与非人。
八场报告后,工作坊进入讨论环节。包括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和研究院所的同学与主讲人积极互动,就历史知识论展开充分交流。工作坊在热烈的氛围中顺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