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岑在滇西考古调查

《云南科学技术简史》最近再版了，它属于地方科技史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我的硕士导师张秉伦先生开创的，他的《安徽科学技术史》是中国的第一部地方科技史。今天应潜伟教授的要求，谈一谈写作《云南科学技术简史》的感想，下面坐的专家很多都是科技史界的大牛，而我谈的只是一些很初步的体会，真是诚惶诚恐。

这本书主要是想把云南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故事写出来，所以写作的时候抱着这样一个态度：这书主要不是给专家写的，而是要把红土高原的各族儿女作为对象，是在和他们对话。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到一种感觉，这就是和各民族儿女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关注着他们的命运。整个书稿的撰写都是带着这样的态度。

佛教中，小乘佛教的目的是自我修养，大乘佛教的目的则是普渡众生。我觉得，我们的学术研究面对的是各民族的兄弟姐妹，要有类似佛教从小乘到大乘式的发展，为众生的精神世界服务，这是我们研究的理念所在。所以，应该转变自己的态度，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就应该时时想着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关注各民族的命运，这是做学问的根本。古今第一流的学者总是将芸芸众生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关注点，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我经常提醒自己，正因为有这些下层的普通民众才有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要永远感恩他们，面向他们服务。我经常接触到那些很下层的工匠，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启发了我一个人的事业着眼点应该放在哪里。

我在书里讲，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一般的青年读者，让他们了解云南、增加一点乡土知识。除了年轻的普通民众之外，当然我也希望专家能够看一看这本书，所以写作深度的把握就显得很重要。有本书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杜石然先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科学技术史的书，但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科学技术史书籍，现在仍然非常畅销。它有很多优点，在座的刘钝先生已有很多总结，总结得非常好。但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这本《史稿》，它既不太宏观也不太微观，而是很中观，拿捏的尺寸非常好。专家感兴趣，又不丢普通读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尺寸。要有主要的细节，但不在细节上过多地纠缠和讨论。所以我写这本书也是按照这样一个分寸来掌握的。这和我的其他书不一样。2010年我出版的《南诏大理国科学技术史》，就有细节上的讨论，这不是简史的写法，是带有通史性质的写法。当时写那本书也是为通史做准备的，这是给专家看写的一本书。还有一本书是2000年出版的《云南民族科技》，当时就是为了普通读者而写作的书，比较宏观，基本上没有引文献，也不要细节，书的印刷数量一下子就上去了（1万册），赢得很多普通读者，目的是达到了，但是专家看的就会少些。所以，不同的写作目的就会有不同的书。我这次写的《云南科学技术简史》就是要介于这两者之间，这是要把握的一个尺度。

另外，学术研究应十分重视地理背景，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有两种倾向：一种技术史研究的倾向，有时往往过于技术化，而缺乏一种人文的精神；一种是科学史研究的倾向，往往太受西方人本主义影响，对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的地理环境重视不够。对少数民族科技史而言，不同的民族因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决定了不同的科技史走向。各种思想走向的不同，根源还是在地理。我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但我认为地理环境的影响非常之大。整个我做的工作，包括民族迁徙等问题都是跟地理环境、气候有直接关系，以后我将从这方面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阐述自己的一些想法，给出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我的研究经验是先抓住根本，从地理背景和民族文化切入，再进入具体的民族科技史研究。近30年的研究表明，在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里，这种研究方法是比较有效的。1997年出版的《白族科学与文明》，把地缘政治学说的成果引进去了，这在当时的云南学术界很超前。书中第一章先谈地理，民族源流，民族性格，性格中的科技因素，再进入具体的研究。《简史》也是这样，以地理背景开头，不同的地理背景决定了少数民族科技发展带有地区性和本土性，发展的路径迥然有别。如果离开具体的地理背景，民族科技史就毫无特色可言。为什么北方是这样的，南方又是那样，这就是地理背景的不同。在书里我还用了一个地缘政治学的概念，这就是云南腹心地区，我在1990年代称之为红土高原的“心脏地带”，很多重要的成就都发源于此，而且与周边的互动非常有意思，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着整个云南的向前发展。所以要抓住关键，而关键就是心脏地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考察手工纸制作

还有一个就是价值性的追求。真理总是客观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我们的研究既要强调真实性，也要强调客观性。一般来讲，研究任何东西，哪怕是很科技的东西都要有一种价值关怀，甚至是社会关怀。把研究对象上升到精神层面去理解它，这才是科技史研究的最终任务。缺少价值关怀的纯技术研究会沦为一种很表面的学问。北宋的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就体现了对学术的价值追求。我们做技术史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另外就是史观。现在写《简史》和我90年代写《白族科学与文明》不同。当时我刚回云南，云南史学界主要以阶级斗争的方法叙事。当时我觉得如果还用这种方法的话，就展现不了自己的新思想。所以就用人地关系的演进作为自己的史观。现在看来，突破了学术规范的那些内容恰恰是最成功的。当时很年轻，大着胆子写。有些内容最近经常在大理的刊物上登出来，被看成文学作品，而我真的不是写文学作品，只是倾注了自己的感情。《白族的科学与文明》那本书也是所有我写的书中文字最好的。所以我经常告诫学生，现在要多写东西，过了这个年龄可能就再也写不出这么好的东西了。这确实是一个经验，二三十岁写的才是最棒的。比如在《简史》中，我形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同一棵树的成长，《白族》那本书也提到，而那本书就用诗意的语言来描述，文字很美，而这本书就中规中矩，不敢随便了。这本书我是带有史观的，特别是今年到了德国的图宾根大学以后，那是黑格尔的母校，德国人做学问很厉害是公认的，我发现德国人写东西往往带有一种观念、甚至思想体系在作品里面。所以我一直强调写历史必须有史观，在《简史》这本书中是有体现的，特别体现在每一章的历史背景里，没有史观的书将是不成功的作品。另外每一部分还要体现当时的时代精神。这两点把握好，书才会写得比较成功。

在图宾根讲课后的师生合影

另外对云南科技史的总的看法，主要写在第一章和结束语里面。《简史》第二版在结束语里我把自己的一些看法都说出来了。本来想写进通史里面，但是通史工程一直没有启动，就先把我的一些话说出来了。当年杜先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把他的观点写在结束语里面，这个结束语非常权威，“中国科学技术体系”的提法一直影响着学术界30年。我自己当然不能跟杜先生比，但是还是想写出云南科技史和少数民族科技史方面，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或地方科技史，往往需要一种“体悟”，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体验，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很重要，其实，“体悟”在少数民族科技和文化的研究中也很重要，虽然“体悟”的内容无法精确地表达，但研究中往往能掌握其精神。这也是其他研究中不一定有的情况。由于有体悟，我们研究地方科技史或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更是会获得一种新感受，不是本民族或本地区的学者，确实难以做到这一点。

当年我正要写《白族的科学与文明》，很想找自己写作的意义，后来我到博物馆参观，终于找到了，写了下面的两段话。当时是20多岁，确实代表着我为什么写作的原因，这也是对文物的一种哲思，最近我找到了20多年前的原稿，上面还有一位朋友改动了几个字，我读一下与大家分享：

“我们看见一件文物，仿佛面对的是制造出这件器物的古人，而那个古人所特有的精神结构和审美情趣就通过这一件器物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动，甚至震撼，仿佛又交了一个朋友，当我们品味、观赏这件器物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和那个古人的心灵发生无声的交流，从而得到一种启发，受到鼓舞，吸取了一种精神力量，学到某种研究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看到庞大的恐龙骨架和我们看到一根数千年前完全用手弄出来的细小精巧的绣花针的感受是如此不同的原因。我们看到恐龙时仅仅是感到惊奇，而我们看到小小的绣花针却是由衷的赞叹，因为它凝聚了先民的劳动，包含了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实际上就是一种劳动价值，而这种劳动价值我们今人和古人是一致的，在这种价值的追求和实现上，我们和古人毫无二致。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一件小小的器物时，我们即看到了古人，也看到了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文物是不朽的，我们今人和古人的心是相通的。这正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切文化科技遗产的价值所在，也就是我们研究先民科技史的意义所在。”

这是90年代初写的一段话，现在我仍然抱着这个态度写《云南科学技术简史》，谢谢大家！

 

《云南科学技术简史》第二版封面

李晓岑著《云南科学技术简史》（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2015年12月12日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中心理事会发言